◇方冬成

高英，字与卿，号伟卿，江宁（今南京）人。考上监生后又投效军营。光绪七年至九年（1881—1883）主政萧山3年。据说，他离开萧山的时候，既无车马装载行李，也没有随身细软，只身一人，“西陵片石镇归装”，两袖清风挥手去。老百姓自动聚集，焚香跪送，从城里到西陵（今滨江区西兴）渡口，数十里不绝。

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1886—1888），高英任龙游知县。短暂的三年时间，高英多有建树，政绩斐然。任上，他尤为重视教育。民国《龙游县志·宦绩略》记载，前知县秦淳熙创建了凤梧书院，咸丰、同治之乱毁于一旦。高英到现场踏勘后，进行规划预算，筹措资金，在旧址上重建凤梧书院，使之焕然一新。他清理书院旧产，又将兵燹之后的无主之田招募百姓开垦，将收入分成归为书院用于日常经费支出，以保书院长效运行。在重建凤梧书院的同时，他还主持修建县学明伦堂，又在其后建成尊经阁。见儒学前的泮池荒废，他又主持采购青石板，在泮池四周树围起石板栏杆，“民间烦撋浣濯不得入焉”。

高英除了重视龙游的教育之外，还曾给“西龙会馆碑文”书丹，为龙游能多出人才助力。

西龙（西安即衢县、龙游两县合称）会馆，坐落于旧仁和县平安三图凿石巷。由罗姓价买楼姓地2亩8分9厘4毫、何姓地9分5厘7毫，共3亩8分5厘1毫，建楼房20间、平房10间、客厅3间（民国《衢县志·卷三》）。仁和县平安三图凿石巷，清代时因地近杭州贡院，巷内有会馆为学子所居，望考成“龙”，遂名文龙巷，现为杭州拱墅区文龙巷。

“西龙会馆”的倡建者为罗大春。罗大春为何要在省城杭州建“西龙会馆”？

罗大春（1833—1891），字景山，出生于贵州施秉县施家冲。他十一岁时母亲病逝，十七岁当兵，二十七岁任参将，二十八岁任总兵，四十一岁任福建陆路提督、福建船政轮船统领、代理福建水师提督，四十六岁任湖南提督。光绪十六年（1890）担任福建建宁总兵，次年病逝于任上，归葬衢县高家划塘船村。他一生驰骋鏖战，屡建奇功，深受左宗棠的赏识与倚重；既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事，也为捍卫国家疆土完整、守卫台湾宝岛建立了卓越功勋。被清廷授予“冲勇巴图鲁”（蒙语意为“勇冠三军”）称号。被国学大师俞樾誉为晚清“中兴名将”。罗大春病逝后，俞樾写长联以寄哀思：

崎岖百战后，飞扬大纛高牙，浙闽草木，都仰威名，犹不忘严陵城外，数载艰难，往事重提，示我亲编思痛录；荏苒廿年前，省识轻裘缓带，褒鄂英雄，更饶儒雅，试回忆望海楼头，一樽谈笑，旧游如梦，哭公兼恸对床人。

据记载，光绪八年（1882）春末夏初，罗大春陪儿子从衢州到省城应试，见西安学子大多肩挑背扛行李，一路跋涉，到杭州后居无定所，“屋舍尤以少居奇。”即便是找到住店，也大多离杭州贡院三五里地之外，一个狭窄的房间要挤数人，天热加上湿气薰蒸，以致有的考生得病。且乡试时，“每值槐黄，百物腾贵”，“士人积数年之谷，节食缩衣，以付之一掷者，比比皆是”。而经济发达的府县，大多集资在杭州建会馆，供本地学子寄宿，安心应试。“窃目击而心焉惘之”，罗大春悲悯满怀。这年冬天，罗大春休假回衢州，向地方官员和士绅倡建会馆，既减轻学子的旅费负担，也为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食宿环境，得到众人响应。

罗大春是贵州人，为何落脚衢州？其在《西龙会馆告竣请绅士公议善后》中自述，“春自壮岁移师入浙，曾于龙邱置宅一区，买田数亩。”大致在咸丰同治之交年间（1861年前后），时任清军参将的罗大春因征伐太平军来到浙江，在龙游置宅买田，并将其父及儿子等家人接来居住，后侨寓西安县城，从此寄籍衢州，视衢州如家乡。他从陪儿子杭州应考中切身感受到，“然海内肃清（指太平天国起义）已二十余年矣，期间各邑试馆，或创立焉，或葺修焉，皆焕然一新，惟西龙两邑盖缺如也。”罗大春深以为忧。

光绪五年（1879）8月，罗大春在湖南提督任上，上奏请求募勇练兵，不知何故被清廷革职。于是，“军门解组归，践前约，卜地于会垣之东，鸠工庀木，阅四年，而馆成。”

光绪11年（1885）农历四月，会馆楼上楼下客房40间、厨房10间落成。适逢乙酉科乡试，迎来首批西安、龙游应试学子入住，“上届乙酉宾兴，两邑人士麋集于斯，均称便焉。”至次年，因会馆无前门，于是又化洋钱1000元，“新造客厅3间，添造平屋10间”。前后两次建设，罗大春耗资鹰洋3100元。

会馆建成后，罗大春认为自己最早是在龙游生活，后移居衢州，无论是短期调任或长期赋闲，常来往的多是西安、龙游人士，对两地都很有感情，于是向知府提议，将新建会馆命名为“西龙会馆”，并委托衢州知府伍桂生撰写碑文，龙游知县高英书丹（用朱砂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用于碑刻勒石）。这充分体现了罗大春对“西龙会馆”命名的深意，也得到了衢州、龙游两地最高长官的大力赞同。《西龙会馆碑记》共550余字，记述了会馆的创建经过，也对罗大春造福一方的善举给予高度赞扬。

为维持“西龙会馆”的日常管理和运行，罗大春亲自撰写《西龙会馆告竣请绅士公议善后》一文，要求地方士绅“刊碑记以垂久，议章程以善后”，做好会馆后续的长效机制。光绪十四年冬天，立碑于会馆门房西首壁上，在“告竣请绅士公议善后”文末列有总理西龙会馆事务的地方绅士名单，西安县为余文蔚、王焕、陈晋卿（同治十一年岁贡）、郑锷（民国《衢县志》著者郑永禧之父）、罗道权(罗大春之子），龙游县为叶元祺（社阳大公殿人，同治十二年拔贡，龙游凤梧书院校长）、余跃龙（光绪六年恩贡，曾掌教金兰书院）。

在为《西龙会馆碑记》丹青后的次年正月，高英离任龙游，先后担任杭州东塘海防府同知，外务部浙江宁绍道台。他离开龙游后，俞樾撰文并书丹《龙游县知县高英实政记》，士民在凤梧书院立石讴歌，纪其绩。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至十月，高英署台州知府，为第一次“海门教案”的主要经办官吏。光绪三十二年初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