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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介绍作为鉴赏家的龙游先贤余绍宋。
民国时期，余绍宋在书画领域即已声名显赫，康有为称其书法为“北方书法第一人”；20世纪40年代，词学家、书画家叶恭绰曾作《后画中九友歌》，把余绍宋与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夏鉴尘、吴湖帆、冯超然、溥心畲、邓诵先等艺术大家并列；金石家陈伯衡则评价：“以文人画而论，吴昌硕、余绍宋、陈师曾三鼎甲。”余先生涉猎极广，著述颇丰，平生旨趣于金石书画、画学论著、目录学研、方志编纂，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书画家、法学家和方志学家。不仅如此，余先生还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十二月十五日，余绍宋在其主编的《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中，刊出一幅杭州王氏秋蘅池馆藏的华嵒（华新罗）的花鸟手卷。许多人看了该报刊出的这幅画后认为是真迹，而余先生坚持说是赝品。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六日，余绍宋乘船抵广州，应邀居广州藏家黄子静小画舫斋处一个多月，发现了黄子静所藏华嵒花鸟手卷真迹。众人齐叹余先生的眼力。
还有一件事也可说明余绍宋在书画鉴赏方面的水平。李铁匠的《萍斋书画札》记载：“1953年，我卧病杭州新宫桥河下，房东老人晓得我喜欢古代书画，特地从一位姓戚的老画师处借来两件古画给我观赏。其中一件是文徵明的山水手卷，绢本，古色古香，装裱精良，画很有水平，但不可能是文徵明的真迹。可是，引首却有己故鉴藏家高野侯的题识:‘文徵明山水真迹’，卷外有余绍宋题鉴：‘高野侯先生鉴定文徵明山水真迹’。显然，高野侯的题识是随便写的，而余绍宋的题鉴则是明知不对，却把不对推到高野侯身上。委婉之笔，今人发笑。”
余绍宋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癸未年十月初六卯时，诞生于衢城化龙巷一个书香世家。龙游高阶余氏奉宋朝余惠斌为始祖，世居龙游城丛桂坊，明天启八年（公元1628年）因旧宅被焚毁，迁城隍庙东厢后地，旧称高山背七果园。高阶余氏乃龙游望族，到了清代即家藏丰富。余绍宋在书画鉴赏方面的能力，始于家学。
余绍宋曾见过高祖余可大的《星堤步月图》（现已佚），他还在《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中刊出过高祖的三幅画作。余绍宋评价他：“宋元而无板滞之习，偶作小景，风景独绝，山水人物极生动。设色尤古艳。笔墨至为高超，所作行草甚超逸，几可方驾明之宋祝。其实艺事之精妙，非乾嘉以来作家所能企及，原蹟流贻，有目共赏，非绍宋阿其所尊，故为溢辞也。”余可大尤喜墨笔画鹰，极其生动，晚年画更精到。余可大传世山水较稀，余绍宋幼时在先辈家尚见过其山水数幅。
曾祖余恩鑅宦有余资，即购置名人书画、金石，又精于考证，撰有《藏拙轩珍赏》六卷。余恩鑅善书法，工楷书，亦能画，但并不喜欢为他人作画。他还特喜欢抄书，往往是天未亮即起，秉烛抄数页，然后治事。可惜因洪杨之役，余氏家藏摧毁殆尽。余绍宋自幼聪慧，博阅强记，七岁即入家塾“励志书屋”，常以优秀称，故甚得曾祖欢心。曾祖的言传身教给余绍宋留下极深的印象。
祖父余福溥擅山水，尤喜画牛，行草尤佳。伯父余士恺学有专长，工书擅画。父亲余庆椿善书法，楷书尤精。家学熏陶，对余绍宋书画鉴赏有积极的影响。余绍宋也喜藏古藉书画，《金石书画》所刊登私人藏家中以余绍宋藏品为最多，共刊出他的藏品89幅。
父亲临终前曾将余绍宋托付于王耀周先生。王先生讳敬五，不但精儒学，博通文史，且道德学问都堪称衢城第一人。余绍宋在《王耀周先生行状》中道：“既入师门授以举业，居二年学业渐行，遂得游痒食饩。十六岁适逢康梁戊戌变法，改试经义策论，王先生乃授以经世之学，而注重经义，每月必授数课，转眼随王耀周师七年。”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当然，余绍宋在书画鉴赏方面的成就，更与其丰富的阅历和广泛的交游息息相关。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秋，余绍宋从日本学成归来，清政府授予法律科举人，即称“洋举人”，后在表伯梁鼎芬的举荐下，授外务部主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余绍宋遂离开北京，在浙江官立法政学堂谋得教务主任之职，并与阮性存、许壬三人共同在杭州刀茅巷发起创设浙江私立法政学堂。余绍宋再次回到北京已是民国二年，其间从职佥事、参事至两次出任司法次长。民国四年，汤涤来北京，司法同仁尊汤先生为画师，结社宣南，以习画和交流画艺为目的，取名“宣南画社”，地址就在余绍宋的寓所“余庐”。民国四年也是乙卯年，因此“宣南画社”也被称为“乙卯画社”。宣南画社与法源寺很近，也是在这一年，齐白石进京借住于法源寺。
“宣南画社”初期成员主要是余绍宋司法界的同事和朋友，如梁启超、林志钧、蒲伯英、梁敬等，因共同爱好，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画艺、吟诗作画。后来书画名家姚华、陈衡恪、贺良朴、林纾、陈半丁、沈尹默、萧逊、郁曼陀、王梦白、汪慎生等也加入“宣南画社”。
起初，画社活动并不固定；后渐一周聚会一次，成员间也无地位高下之分，可轮流做主席。聚会时，汤涤、陈师曾常携笔作画，亲自示范。每每聚会，总约有二三十人，大家挥毫泼墨、谈艺论道，画社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汤涤，字定之，号乐孙，汤贻汾曾孙。擅长绘画与书法。画以墨梅、朱、兰、松、柏见长，工隶书和行书。民国廿四年，余绍宋曾赠汤涤墨竹一幅，并题云：“乙亥孟夏寄尘定之道长我师鉴教。”余绍宋学画较晚，尊汤为师。余绍宋在题汤涤画册书：“余相从作画十有余年，知先生造诣最深。”余绍宋日记中也多有汤涤作画见解记载。如民国十二年三月廿四日：“定之论画手卷，布置章法须有层次、须有掩映是第一难事，犹之画折枝花卉章法亦甚难。今人画花卉太率，先画成一花再于后面加一花，极多三层，便算了事，其中极无掩映交柯，毫不足观，若画手卷亦如此，益不成章法矣，此论前人所未发，因为记之……”民国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定师谓作画须从难处逆行，方有进境，方有深味。此语大可寻探，然十分用功不能知、不能道也。因记于此。”在画学理论及鉴定方面，余绍宋常与汤师辩论。民国十一年八月，北京琉璃厂韵古斋求售一本查士标画册，余在日记中记载：“汤定之来谈,定之于梅壑画册指为赝作，余不能平。论画断不能有成见，定之意谓梅壑画甚简，此册笔墨较繁，故有是论。不知名画家断不死守一种畦径毫无变化也。”可以说，余绍宋在汤师身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林志钧对余绍宋书画艺术也有较深的影响。林志钧，字宰平，号唯刚。林志钧与余绍宋在“宣南画社”共同作画十三载，林志钧与余绍宋惺惺相惜。余绍宋画学著作《画法要录》初编、《书画书录解题》均由林志钧作序，《寒柯堂诗》序中“附友朋来牍”有林志钧言：“循读兄诗，佳处如快剑斫阵，骏马下阪，只有赞叹，更无可说。惟音节色泽方面，兄似未屑措意，调哑色黯相对索然。我们读他人诗，亦不喜此，自作往往犯之不觉，此宜戒也。又韵字亦万万不可忽视，东坡谓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大作似适得其反。兄画与字皆有韵，诗亦必有之，望少留意。”又曰：“陈云宜注重吉字，原是正论，内腴外洁，陶诗所以冠绝百代，然亦惟近能学之。馀如王、孟、韦、柳、后山、简斋，皆洁而皆不能如陶之伟大，殆关文章之时代与个人之性格，不可强学也。”余绍宋去世后，林志钧作墓志铭。
余绍宋与陈衡恪论学作画也过从甚密。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善诗文，长书法、绘画、篆刻。余绍宋41岁时，汪慎生为其绘小像,并请陈师曾为题额，他以繁书题：“余越园先生四十小像。”是年，陈师曾病逝，余绍宋甚是怀念。七年后，余绍宋竟梦中与师曾谈艺，民国十九年九月廿日：“夜中凡闷醒四次，平明略睡去，作梦与师曾谈艺若平生，且与联句才思甚捷。”
还有表伯梁鼎芬。梁家藏有古籍书画甚多，余绍宋有机会便观之并探讨。民国七年六月廿九日：“表伯出所藏《倪文贞诗稿墨宝》，精绝。后附有《题元祐党人碑后》真迹。此文余幼时即熟读，今日得见看真迹也，又观归元茶画竹长卷，并越游诗题干首，后有顾亭林题跋。”梁鼎芬逝世后，后事多赖余绍宋操办，余绍宋作《梁格庄会葬图卷》记之，用笔清新，场面宏大，颇显功力。此卷除余绍宋自题外，引首处更有陈宝琛等三十余家题诗、题句。
陈宝琛，因是溥仪的师傅，余绍宋曾任京外务部主事，因而结识。陈宝琛特殊的身份可从紫禁城借古画名迹与余绍宋共赏品鉴。余绍宋称陈宝琛为师傅或受庵师。民国十年五月廿三日：“陈太保召余去看画，盖自大内携出者。有一大册，高宗题为《名画大观》，另有题鉴，乃董文敏为烟客题者。首一页为刻丝，至精；以后王摩诘一页、赵子昂一页、范华原一页、李营邱一页、居然一页、黄子久一页、倪云林一页……每页皆有文敏跋语；卷首尚有高宗小像，乃郎世宁所绘者。淘属至宝。再观《宋徽宗临古大卷》，凡二十七段……”这般记载，在《余绍宋日记》中甚多。在与陈宝琛的交往中，特别是在大量古名籍书画观赏比对中，提高了余绍宋的鉴赏能力。
余绍宋在故宫博物院的任职经历，也获益良多。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博物院维持会成立，江瀚时任会长，并指定余绍宋等为常务委员。江瀚既是余绍宋的长辈，也是忘年交。民国十六年一月廿八日，余绍宋在日记中道：“下午一时赴江叔海丈处，同往故宫博物院点查养心殿铁柜存物也。殿中原有铁柜三，不能启。从前李煜瀛为委员长时，碎其一，中贮古轩瓷半遭毁损，遂不敢更启。叔丈不知从何处得其钥匙，今日特约诸人监视点查。中多贮珍宝，有冬珠朝珠九盘，自太祖起各一盘，中缺高宗、德宗，不知置何处。即此一物，已足惊异，余可知矣。余因四时须见学生，匆匆即出，未及竟观，甚为可惜也。养心殿中间贮书甚多，闻即委宛别藏，皆海内孤本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