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康
上世纪三十年代，龙游县城城隍庙对面一栋建筑的正门顶端有一座圆形的街钟，距地面高约四米，挂在朝正北方向。那个年代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机，老百姓都把街钟当作获悉时间的依据，街钟也成为县城的一个景。龙游地方银行就设在这栋建筑里。
民国时期，龙游县城光明路至太平路及濠沿街（大众路），商号林立，当然最有钱的还是银行。
龙游地方银行于1928年开始筹备，1930年1月1日正式开业，地址在现太平路龙游移动公司对面的工商银行分理处，起始资本总额约11万元。银行是一栋三层半建筑，楼顶的半层是空架，并没有实际用途。银行坐南朝北，正门临大街，对面的城隍庙门前有摆摊的，也有挑着担叫卖的，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踏上高高的台阶，经过由警卫把守的铁门方能进入银行。银行内是一排高高的柜台，柜台上安装铁栅栏，各窗口分设有存款、放款、金银抵押放款、衣类抵押放款、信贷等。柜台内部正中有一面靠墙的大镜框，约三米高、两米宽，镜前共有四张办公桌，两张合并一起。二、三楼是库房，库房里摆满货架，货架上尽是琳琅满目的首饰等抵押品。员工上下楼时均用活动小梯。
每天一大早，银行大铁门外就会挤满来办事的人。冬天，人们坐在台阶上等，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到了九点，警卫按时打开铁栅门，人们便像潮水般拥进银行里，有的奔向金银抵押放款处，有的奔向衣类抵押放款处，各办各的业务。他们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把物品递了上去。负责收衣类抵押的是位高个大胖子，他忙着受理业务，不时高唱：“烂羊皮板一件，一元一角!”“烂皮背心一件，五角！”这边唱着，那边写票的就将票写下来，交给出纳付款。
除了唱票的、写票的以及出纳，还有找包、编号、入库的，他们大多是十二三岁的童工。银元是一百元一包的，有的童工只能搬运两包，搬三包就迈不动步了。有个叫方甘菊的，在银行当练习生时才十三岁，主要工作是协助老员工管理金银首饰及现金仓库，除了搬运出入库还要编号、标号、捆扎和登记上货架的进出帐目。她的月工资是一块银元，外加“整容金”两角银币，合计法币一元一角六分。
龙游地方银行的典当抵押贷款业务，起始是质押金银器物、铜锡器皿、衣服棉被，后来农产品、土地亦可抵押，期限最长不超过18年月，利率月息1分5厘至1分8厘。质押放款额度一般为抵押品价值的50%至60%，到期后未赎回，质押品就被没收并拍卖。实际上，抵押品能赎回去的并不多。
龙游地方银行的创办离不开姜启周，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姜启周，字仁杰，1898年出生在龙游，其父姜维勤因经商移居到虎头山茶圩镇，在该镇开设糖坊、磨坊等。姜启周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于1928年任龙游地方银行筹备主任。1930年银行开业后，姜启周任总经理。龙游地方银行至1932年各类抵押放款最高额达203731元（法币）。姜启周尝试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农产品、青苗抵押贷款月利率1分5厘，这个做法引起全国金融界的重视，被认为这是金融业向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姜启周还在溪口、湖镇两地分设银行办事处，扶植当地冬笋和南屏纸的营销。
姜启周还创办银行簿记专修夜校，将职工选用与业务培训结合起来，培养一批金融从业人员。当时，银行的夜间常灯火通明，员工都在办公室、宿舍业余自学珠算、书法及业务知识等。
姜启周为人和善，对年龄小的学徒和女职员都很关心，深受员工们敬重。郁达夫《龙游小南海》记载的1933年11月15日“夜在龙游宿，并且还上城隍庙去看了半夜为募捐而演的戏，龙游地方银行吴、姜诸公，约于明日中午吃龙游的土菜。”这里写的“姜”应该就是姜启周。
姜启周在北京民国大学就学时便与余绍宋交好。《余绍宋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他与姜启周交往之事。如1923年9月28日，“姜启周来，带到祝劼庵新采访稿一束，偶一检阅，可采者甚少。”又如1925年9月7日，“童过西、姜启周来谈，盖新自故乡来，目击南乡选举舞弊情形特来相告者。”等等。当时龙游有不少大学生在北京，他们组织了“龙游学会”，出版《龙游学报》，除刊登学术文字外，还针对家乡时弊痛加抨击。
余绍宋十分关注龙游地方银行的运营。1930年5月8日，余绍宋回乡，吴南章、姜启周、胡振岳、吴耀庚与之相聚，之后余绍宋到地方银行探访。余绍宋回龙游，常借寓地方银行。当龙游地方银行遇有难事，余绍宋便会竭尽全力相助解难。
乡贤童蒙正（字果顺）也为龙游地方银行的创办出过力。童蒙正是社阳人，马寅初得意门生，曾任《京报》经济版编辑兼中国大学出版部主任、北京《银行月刊》编辑。童蒙正是有名的财政金融专家，其弟童蒙圣（字过西）、堂兄童蒙吉（字果行）均与龙游地方银行有极深的渊源。
1935年2月，龙游地方银行又设金华分行，当年8月因资金周转困难停业。
1935年8月5日，余绍宋闻龙游地方银行陷入困境，终夜为之不宁。他认为银行关系地方金融匪浅。余绍宋在日记中感叹：“现时欲为地方或社会尽力非凭经济权不为功，吾浙近来地方竟无绅士，一切听诸政府，措施纵极荒谬，无力挽救，处垣为一省中心，亦复如是，良可概叹。龙游近数年来政治稍就轨道，固由蒋县长贤明，亦因启周、南章辈凭地方银行说话较有力量，渐成为一地方中心耳，前主张弗使停业，主诣实在于是。”
余绍宋一直在为银行复业之事奔波。1935年8月21日，周骏甫赴任龙游县长。8月28日，龙游举代表吴南章、陆崇仁、马庆春三人与余绍宋商量银行复业事。9月18日，上海银行派其副经理邹秉文自沪来拜谒余绍宋。余绍宋为龙游地方农民计，为地方经济计，主持公道。9月30日下午，余绍宋赴省府开自治筹备会，归途访朱孔阳于地方银行，谈龙游银行事。10月16日，周俊甫县长自龙游来杭，亦为银行事。余绍宋电话吴南章，望其在此数日内解决此问题。次日，吴南章应招来杭，同来者马庆春、陆崇仁、璩影贤，商议应付浙江地方银行接办龙游银行事。10月18日中午，余绍宋应吴南章等招宴，座中徐澄志、周俊甫为主客，谈由浙江地方银行接收龙游地方银行，商定龙游地方银行资产转让给浙江地方银行。
1935年由杨惟寅任龙游银行办事处主任，姜启周则调任财政部钱币司科员，1937年底转任甘肃省银行业务科长，后调中国银行，先后任南郑、汉中、西安等地中国银行行长。解放后，留用西安人民银行，1958年退休，1962年去世。
浙江银行龙游办事处开业后，1939年9月农村贷款发放于塔石、团石。1940年，在驿前、塔石、团石、湖镇设分理处。如今在驿前村古街里仍可见民国时期地方银行的遗迹。1942年，日军入侵，浙江银行龙游办事处房屋焚毁，租借小井巷民房复业。至1942年末，浙江地方银行龙游办事处有单位存款余额118.1万元（法币），个人储蓄存款余额6.5万元（法币）。1944年2月，浙江地方银行龙游办事处于兰溪县游埠设游隆庄，1945年1月停业；1947年3月改称浙江省银行龙游办事处，职工14人，用房面积220平方米；1948年1月迁原址新建营业楼，1949年5月由军管会接管。
再说说货币。就目前为止，龙游县境内除在清代铸造过盖“龙游”戳的五两官银锭外，尚未发现有铸造或印制过地方印记的其他银质、铜质、纸质等货币。民国初，龙游县内流通银两、银元、制钱、铜元、钞票5种，而大宗交易、政府机关记帐以银两为单位，实际流通以银元为主。
1932年浙江地方银行发行面额10元、5元、1元、2角、1角兑换币，并在正面加盖“杭州”地名，背面印有王澄莹、徐恩培的英文签名。这套货币于1933年10月开始流通龙游城乡。1935年后，法币逐步代替其他纸币，至1938年龙游县内货币流通量约10.4万元，法币占55.8%，而翌年货币流通量约44.2万元，法币占86%。
1944年7月，纸币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1家。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至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时，物价比抗日战争前夕上涨400万倍。其后物价涨势更猛，下库乡杜家有个农民出售了水牛1头，所得金圆券存放几天后，只能买回两双草鞋。市面上不得不以银元、大米等作交易媒介。
龙游地方银行从筹备到转让给浙江地方银行，仅仅存在了7年时间，但它承前启后，是清代钱庄、典当行的延续，也是龙游银行的前身，更是龙游商帮末期的一个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