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冬成

2020年12月，龙游县人民政府公布方维故居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方维与我同村同族，论辈分我叫他伯父，但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自有记忆起，我只从长辈们的口中得知方维在与江西交界的开化工作。方维故居在1970年前后曾做过学校的一个教学点，我小学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座房屋读的。现存的方维故居是1965年其家人拆了祖上留下的破旧老屋用原木料在原地重建的。房子不大，坐西朝东，占地90平方米左右，是农村常见的老式“硬三间”：中间为客堂，放有八仙桌，用于用餐待客；左右间皆为卧室。房子比一层楼要高，比现在的两层楼要矮，客堂后有一小隔间，架有一米宽的一字型木楼梯，直通楼上。上层阁楼的边缘高度不到2米，铺有木板。木楼板即可阻挡灰尘，也可存放箩筐之类的农具。故居前面有一块邻居家老房子拆后留下的100余平方米空地。方维当年生活过的故居，是其太公手上所造，典型的徽派建筑，五开间二厢房，凹字型布局，屋内有天井，空间比现在的要大近一倍。其时，祖屋古朴的楼层上存放有许多书籍，既有《三国演义》《水游传》之类的古本，也有近代《新青年》等期刊以及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书。这些书籍伴随方维度过了少年至青年阶段的美好时光，也是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年4月，为了整理龙游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人的活动事迹，我来到方维故居，得知方维已于2006年10月在杭州去世。

方维，原名方起骐，又名根荣，1924年6月出生于模环乡虎龙村。虎龙村坐落于两条丘陵山包形成的山垄出口处，村名系虎啸方与湖龙两个自然村的合称。虎啸方整体背南面北，民居大多背靠村后小山，高低错落，青砖黛瓦；湖龙则坐北朝南，早年也有不少砖瓦结构的民居，现都已塌毁，尚存一座占地200多平米的日字型大厅。虎啸方、湖龙相距不到500米，不算宽阔的山垄间有条小溪从两个自然村前蜿蜒向东，与不远处的士元溪汇合后注入衢江。小溪与士元溪交汇处所形成的大片冲积地为肥沃的良田。虎啸方主姓方，湖龙主姓王。方维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方维是他参加地下党组织后所改之名。方维小学就读于乡村私塾与县城学校，初中就读于衢州一中，初中毕业后在湖镇启明小学教过几年书。抗战胜利后，他又去考读高中，入江山中学学习，高中毕业后考取福建高等工业学校（现福建工程学院）。当时，其哥方起驹已从长沙聚兴诚银行调到上海银行工作，愿意承担他的读书费用，但方维自接受了党的教育以后，决心专职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从而弃学。1949年5月6日，龙游解放，方维担任了龙游县城关区区长，同年8月份以后由于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所在的福建省委主要领导的错误造成冤案，以致他的党籍一度不被认可。龙游刚解放时设立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先后都被调离龙游，方维去开化工作，先后担任开化县政府卫生科副科长，菖蒲公社副社长，县硫磺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县医药局副局长兼制药厂厂长、党支部书记。

江山新闻网“一张照片背后的红色记忆”的报道以及《中共龙游党史》（第一卷）中的有关篇章记述，为我们解开了方维早期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的轨迹。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领导东南各省国统区的工作，1947年2月中共闽浙赣区委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前身为中共闽江工委），确定以学校为重点，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争服务的工作方针。同年11月，派地下党员高展（原名叫林沂，出生于1924年，福建闽侯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裔，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是学校去南京请愿的五名学生代表之一）从福建浦城来到江山开展工作，在江山中学发展了林维雁（高展在上海暨南大学同学），林维雁又介绍同事江文焕和程正迦夫妇入党，建立了中共江山中学支部。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城工部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战斗堡垒。

1948年4月，在江山中学读书的方维，由老师江文焕介绍加入共产党。方维不仅自己加入党组织，还积极在同学中发展党员。现年94岁的徐时清回忆，1948年4月方维把他领到江文焕老师宿舍，江老师从解放战争谈到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的腐败堕落，言辞中肯，见解精辟，使他深受启迪。同年10月，方维介绍他参加共产党，当时入党的还有同班同学汪五三和何芝清。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江山中学支部决定成立学生党小组，方维任组长，这是江山中学建立的第一个学生党小组。学生党小组成立后，方维与陈维照、王祖康等同学积极配合城工部发动罢课斗争，开展与江山反动势力的抗争活动。

1948年7月，上级派已在衢县开展党组织工作的林维雁（现衢江区樟树潭人）、李子珍（龙游溪口人）到龙游开展党的工作，他们会同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云舞、暨南大学学生傅春龄等人，以“龙邱学会”名义在龙游城内开办“暑期补习学校”，参加的学员有100多人。林维雁、李子珍、傅春龄、张云舞等人在讲授文化课的同时，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教唱学运战歌，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为龙游党组织的建立打基础。1948年10月，方维受高展指派，在龙游及相邻县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方维在龙游塔石发展党员40多名，在毗邻的汤溪县发展蒋增力、金玉能等7名党员，组建汤溪党小组。同月，张云舞、傅春龄被吸收为中共党员；12月，中共龙游支部成立，张云舞担任书记，傅春龄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方维任交通员。龙游支部建立初期归属衢州中心支部，后隶属福建城工部，由高展和闽浙赣工委宣传部长卓青（福建南平人）直接领导。

1949年1月，方维高中学业结束。地下党组织要求学生党员们各回原籍进行革命宣传，发展进步青年入党，为革命积蓄有生力量。其时，在闽浙赣一带，反动势力十分强大，中共衢州中心支部两次遭受破坏，江文焕、林维雁、李子珍等六名地下党员先后被捕，并于当年4月被害于衢州东门郊外。国民党龙游当局抓捕并杀害了钟光荣、周樟财等五名龙南山区地下党员，县长周俊甫带领自卫队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龙游支部的同志怀着黎明即将到来的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殊死斗争。

为了安全，方维经常携带读书所用的藤篮装扮成回家取物，把党的秘密资料带回家藏在阁楼之上的瓦檐缝隙，有时将需印发的宣传资料带回，躲在阁楼里用蜡纸钢板铁笔刻好后交给地下党组织油印分发。他或往东涉衢江过湖镇潜汤溪，或往西徒步绕塔石赴龙游，冒着极大的风险与战友们四处开展活动。方维的家成了他同敌人斗争的隐蔽所和中转站。

在县东湖镇，方维与张云舞于1949年4月在十里坪农场徐香家中召开龙游支部成立后的第五次会议。会上，方维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汇报了龙北党小组党员发展及活动情况，分享了他从上级带回的《土地法大纲》《怎样开展统战工作》等党内文件和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著作。会议还交流、总结龙游支部组织发展和开展斗争的情况。会后，方维乔装打扮成商人，从龙游雇帆船溯衢江而上，赴江山联络以高展为支队长的浦江衢（浦城、江山、衢州）游击队，带去支援城工部武装力量的活动经费和大米、香烟等物，为壮大地下武装力量提供援助。

在塔石，方维利用其父曾担任过塔石粮库主任的有利条件，组织骨干党员以塔石小学为中心举办民众夜校，宣讲革命形势和“谁养活谁”“耕者有其田”的教育，激发农民的觉悟，发动农民进行抗丁、抗粮、抗税、抗租、抗暴的“五抗”斗争。当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福建城工部事件发生后，其组织陷入瘫痪，浙江城工部与之失去联系，在得不到上级领导和指示的情况下，高展、卓青想方设法到浙东一带寻找党组织，1949年2月与金萧支队接上关系，统一由金萧工委领导，并于次月成立中共闽浙边城工委金华支部）进入龙北“开仓济贫”时，石佛、下宅、塔石一带的数千农民投入斗争，把国民党龙游政府号称“百万担”军需粮仓搬空。

在金华汤溪，方维利用小学教师进步组织“国学研究会”，团结进步教师，发动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同时利用国民党汤溪县党部内的派系斗争分化敌人。在得知汤溪县长徐国桢欲将随粮带征的教育捐谷移作戡乱经费后，地下党小组以国学研究会名义，组织300余名教师请愿，罢课罢教，粉碎了徐国桢的阴谋。同时，组织领导地下党员开展统战工作，指派蒋增立等同志打入县自卫队，对自卫队员进行启发教育，规劝策反工作取得成功。县自卫队官兵140余人携带长短枪160余支、轻重机枪6挺、手榴弹300余枚、各种子弹1万余发举行起义，汤溪县城顺利解放，为二野11军33师迅速南进处州宣平县铺平了道路。

在龙游县城，解放军二野11军32师由淳安县经衢县上方、安仁沿浙赣铁路挺进，于1949年5月6日晚解放龙游；5月7日，龙游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成立。龙游支部立即与师副政委兼军管会主任马力联系，汇报龙游地情、敌情以及城工部龙游地下党组织情况。5月9日，方维代表中共龙游支部去江山，参加由高展主持召开的城工部衢州及各县支部负责人会议，会后即向军管会和城工部龙游支部作了传达。根据此次江山会议提出的“有条件的县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龙游支部迅速召开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龙游县临工委，选出了书记、副书记、委员等。为协助部队搞好支前抗敌工作，临工委委派傅明新、翁琅庭、饶敏卿、赖宝竹、胡玉怀、应品嵘等分别担任中、南、北区正副区长，方维任城关区区长，全力协助军管会肃清反动武装残余分子，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影响，稳定人心，建立地方武装。方维因熟悉北区情况，同时协助北区副区长胡玉怀配合解放军追剿土匪。6月8日，龙游县人民政府成立，宋秀村任县长，下设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实业科、文教科、公安所、粮食局和税务局等部门，方维因担任过地下交通员，处事机灵，由城关区区长调任县政府秘书处，负责县政府日常事务的协调运转工作。

1949年6月中旬，高展接福建省委通知，城工部地下党各地负责人到福建建瓯集中整训。龙游临工委派傅春龄和方维去福建。集训期间，福建省委秘书长黄扆禹宣布城工部“为受特务控制组织”，应予解散，所有成员党籍不予承认。傅春龄、方维等集训人员接受了半个月的组织审查。时值解放大军进军福州、厦门，福建省委决定派集训人员到各地帮助征粮购物开展支前工作，傅春龄和方维被派往闽北建阳。建欧与建阳两县相邻，同为山区，他们多次遭遇“土匪特务”的袭击。8月中旬，福州解放，傅春龄、方维持建阳地委介绍信返回衢州，向衢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关器如实汇报了福建城工部发生的情况，衢州地委依据福建省委的意见，宣布解散城工部衢州及各县支部，所有成员接受组织考察和审查，龙游临工委负责人被调离龙游。从此，方维永远离开了养育他的热土。

所谓“城工部事件”，后经公安部门调查，真实情况为：1948年1月31日，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和闽东地委书记的阮英平（福安县人，叶飞战友），前往福州转赴闽北向省委汇报工作途中遇国民党警察搜查，与警卫员陈书琴（福建平潭人）走散，躲入宁德县洋中北洋大窝村范起洪家。2月3日，阮英平离开范家，在去往福州的路中被范起洪等3名凶徒谋财而击杀。福建省委未经查实即认定阮英平是遭警卫员出卖失踪，凭臆测将城工部定为叛党特务组织，进而扩大范围，株连整个城工部，导致包括陈书琴在内的百余名革命志士蒙冤罹难。

“城工部事件”发生在闽北，但金衢盆地的金华、武义、汤溪、龙游、衢州、开化、常山、开化、江山，丽水地区的缙云、遂昌，以及江西、福建等地的地下组织数千名党员均受牵连，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党籍不予承认。解放后，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对闽浙赣省委处理城工部的事件进行重新审查。中共福建省委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1954年2月成立城工部问题审查委员会，一年后认定“原闽浙赣区党委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属于冤错案。195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下文确认“城工部是我党的组织”，但种种原因平反不彻底，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省委和浙江省委对“城工部事件”再次进行全面审核，城工部地下党员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方维的政治待遇最终得以落实。

回望故居，物是人非。如今，方维故居虽显简陋，但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艰难过程。它时刻提醒人们，千万不能忘记那些曾经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洒下汗水和鲜血甚至献出生命的革命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