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古称姑蔑，春秋时姑蔑地范围包括现在的浙江省衢州市全部以及金华、丽水和江西玉山的部分地区，而龙游则是姑蔑地的政治中心，现在龙游县城就是当时姑蔑城所在，城内曾长期留存姑蔑宫等古迹，东郊并有姑蔑子墓葬出土。正因为有此基础，在秦王朝实行郡县制时，龙游为江南首批设县的县治之一，时称太末县。自此以降，尽管后来因新县的分设土地不断折出，县域范围逐渐缩小，县名则先后改为末治、龙丘、龙游等，但2200多年来，龙游基本上一直是一个县级政区，可谓是浙西祖县，也是古姑蔑的直接传承地。

由于时间的久远和资料的缺乏，关于姑蔑先民的一些详细情况我们已很难考查。有不少研究者根据春秋时鲁国境内有姑蔑地名（《辞海·姑蔑》：古地名。春秋鲁地，简称蔑。在今山东泗水东）而进行研究，认为浙西姑蔑系由鲁地辗转迁徙而来。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关于“姑蔑”的不同称呼

之所以首先讨论这个问题，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因为“姑蔑”的不同称呼和写法颇多，先把这一问题集中解决掉，在讨论中引用一些历史资料时就不必重复考证。对于这个问题各方专家似乎也并无太大分歧，因此仅引用余绍宋在民国《龙游县志》中的一段话为依据，不多作探讨：

“蔑”“妹”“末”三字一声之转，与“昧”等字古皆通用。《国语》“西至于姑蔑”，《吴越春秋》作“至于姑昧”；《左传》“盟于蔑”，公羊、谷梁两传并作“眜”；是其证也（晋“先蔑”，公羊、谷梁两传亦均作“先眜”）。“姑”字当是发语词，犹“越”之称“於越”；“於越”可单称“越”，则“姑蔑”亦可单称“蔑”。《左传》“盟于蔑”，杜预《注》“蔑即姑蔑”是其证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李留之语谓：“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大”读如“达”。义有取焉”其说非是。至王莽改“大末”为“末治”，亦属单举，盖“大”者夸张之词，如“大梁”“张楚”之例，“治”犹县也。《路史》谓“姑蔑”“姑妹”“太末”实皆一地名，最为通论。

二、关于“姑蔑”的主要记载

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国语·越语》

按：这自然是指南姑蔑，因为根据当时越国的疆域来判断，姑蔑位于越国西陲，正是现在浙西一带。

姑蔑故城在龙游，太末县亦治龙游，其地实兼有今西安、江山、常山、开化、遂昌、玉山及汤溪县之半。（王先谦《汉书补注》）

按：当然是指南姑蔑。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左传·哀公十三年》）

按：此文记叙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姑蔑军队助越伐吴事甚详。既是助越伐吴，当然是南姑蔑。对此段文字，杜预有注谓：“姑蔑，今东阳太末县。”也确认是南姑蔑。

成周之会……於越纳姑妹珍（《逸周书·王会编》）

按：说的是西周初期东都王城洛邑建成，周成王大会四方诸侯，古越首领将“姑妹珍”作为贡品奉献给周成王。既然是於越所献，自然产于南姑蔑。

三月，公及邾义父盟于蔑。朱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义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左传·隐公元年》）

按：说的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隐公为了求好于邾子，而在姑蔑这个地方与其会盟。这里的“蔑”自然是指北姑蔑，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鲁隐公不可能大老远地到江南来会盟。

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左传·定公十二年》）

按：说的是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鲁定公讨伐费国，在姑蔑大败费国军队。鲁费交战，根本就不可能以江南的姑蔑地作战场。

姑蔑，一曰姑妹，太末也，晋之龙丘，今衢之龙游。有姑蔑城，而瑕丘其析也。（《路史·国名记》）

按：这里认为姑蔑即太末，也就是龙丘、龙游，自然是指南姑蔑。只是“瑕丘其析也”却又绕到北姑蔑去了，因为同书对“瑕丘”有注曰：“隐公元年盟邾之处，今兖之瑕丘有姑蔑城。”这自然是明显的错误，所以余绍宋先生在编纂民国《龙游县志》时专门指出：“鲁、越地殊，又安能析？当是别一属鲁之姑蔑。异地而同名者不可以不辨也。”

姑蔑，今太湖是也。（韦昭《越语注》）

按：果真如此，则在南北姑蔑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太湖姑蔑，也正因有此一说，有人将太湖定为是北姑蔑南迁的一个中间站。但太湖姑蔑仅此一说，缺少傍证，因此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认为“太湖”是“太末”之讹。

从上面列举的这些关于姑蔑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1、在有关姑蔑的历史记载中，基本上北是北、南是南截然分明。只在最后两条记载中有南北相混现象，但这两条记载或者自身有误，或者缺少旁证，仅凭它们要证明南姑蔑系北姑蔑南迁，说服力是远远不够的。

2、上述记载中“姑妹珍”条如能成立，那么可以说早在西周初期已经有南姑蔑，这就排除了春秋时才从鲁国南迁的可能。而根据“败诸姑蔑”条和“姑蔑之旗”条分析，鲁定公十二年距离鲁哀公十三年仅16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么短的时间北姑蔑要完成南迁并投入吴越之战，可能性也不大。当然，有人会说当时的北姑蔑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并不一定还有姑蔑人。但这就违背了“地随人迁”“名从主人”的原理了。

总而言之，本人认为北姑蔑南迁说从历史资料的记载来讲，证据是不足的。

三、从考古资料分析

灵山江是龙游境内最大的衢江支流，该江发源于龙游南面邻县遂昌，但主河道基本在龙游境内，县内河道长56公里，并流经龙游县城而在城北汇入衢江。前几年，在灵山江上游的遂昌县境内曾有同属于良渚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因此可以说龙游也在良渚文化圈的范围以内。而且正是在龙游境内的灵山江两岸，多有早期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出土，这就说明，龙游境内很早就有人类依托灵山江流域在此生息发展。这些考古发现主要有以下一些：

寺底袁遗址 位县城东6公里寺底袁村西南300米黄土坡。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文化层残存约0.3米。当地农民在遗址范围内取土时，常有陶器、玉器出土。考古调查中采集有陶豆足、夹砂陶罐、夹炭黑陶片、石刀、石锛、石镞、穿孔石器等。1989年9月征集遗址内挖出的玉珠、玉玦4件。据陶器质地、制作及石器、玉器特征分析，遗址属新石器时代。

鸡鸣山遗址 位县城南郊鸡鸣山。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采集多件石锛、穿孔石镰、石镞、石网坠等石器。印纹陶片比比皆是，纹饰有席纹、条纹、羽毛纹、方格纹、云雷纹、回字纹、绳纹等。另有泥质陶豆、夹砂陶鼎、圆锥形鼎足等残件。初步断定遗址上限新石器时代，下限商周时期。

牛形山遗址 位县城南5公里下杨村北牛形山，面积约1500平方米。地表散落各种纹饰软硬陶片、零星石器，采集到部分陶器残件。印纹陶片纹饰有席纹、绳纹、叶脉纹、菱形纹、圆圈纹、方格纹等。石器有石镞、石网坠、有段石锛等。推断遗址至迟在商周时期。

杨后殿山土墩墓群 位县城南5公里下杨村东北500米杨后殿山东北坡，总面积约300平方米。除个别土墩尚保存，大部已破坏。散见原始瓷片、印纹陶片。原始瓷釉已脱落，呈黄褐色；印纹陶片有方格纹、曲折纹、席纹、回字纹、条纹及方格对角线加圆圈等。据所采集原始瓷片及印纹陶片考证，属商周时期。

寺底袁土墩墓 位县城东6公里寺底袁村北。土墩不存。1976年农田基本建设时，在约50平方米左右斜坡、距地表0.2米深处出土玉器50多件，以玉玦、玉珠为主。1987年9月征集玉玦、玉珠各两件及部分残碎印纹陶片。据出土玉器及陶片质地、纹饰考证，属西周时期。

扁石土墩墓群 位县城南24公里溪口镇扁石村，散布约1公里长黄土岗上。土墩墓外貌不明显，取土或基建时多有发现。出土原始瓷豆、孟、尊、碗及筒形罐、纹陶瓮等属西周时期器皿。

东华山——石塔头墓群 位县城东效东华山至石塔头一带山坡。1979年上半年兴建预制场时发现，在约500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汉墓葬12座，出土文物170件。1987年村民在石塔头建造住房又发现汉墓群，衢州市文管会组织抢救性清理发掘。复县后，县博物馆组织清理发掘汉墓20余座，出土文物300多件。现这一带还留有不少汉墓，以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为多，有少量砖室墓。

仪冢山墓群 位县城东1.5公里仪冢山，分三个独立墓区，除个别砖室券顶墓外，多为竖穴土坑墓。已发掘墓葬42座，出土器物554件。墓坑平面多呈长方形或近似方形，也有“凸”字形，坑座多设平行或交叉对角排水沟两条，铺鹅卵石。随葬器物多寡不一，一般10余件，多达55件。以陶瓷器为主，也有铜器及剑、刀、钺、戟等铁器及铜镜、玻璃珠等。据考证，约在西汉晚期、东汉中期间。

县境内还发现有古窑址：

白洋垄窑群 位县城南6公里横路祝村白洋垄，初步调查窑址11座，均龙窑，堆积范围50-100平方米不等，厚度40-70厘米。以各式陶罐为主，兼有壶、钵、碗等及少量原始瓷器。是浙西已发现年代最早的古窑群遗址，为金、衢两市出土陶器及原始瓷器找到又一处规模较大的产地。

可见，龙游县境内的考古发现时间序列上是完整的，出土文物也是丰富的，只是在众多出土文物中缺乏能为北姑蔑南迁提供可靠证据者。

四、关于徐偃王

徐族南迁，是我国早期历史中南北交流的一件大事。龙游也可说是徐族南迁后的一个重要居住地，直到现在，徐姓仍然是龙游的主要大姓，分布也很广，而且众多徐氏都奉徐偃王为祖。位于县南灵山村的徐偃王庙，就被董楚平先生称为“浙江另一著名的徐偃王遗迹”，此庙因唐朝韩愈写有《徐偃王庙碑》而闻名于世。庙碑一直立于庙中，后因岁月久远断成两截，上半截在清朝咸丰年间的战乱中被湘军一个师爷掳走，为了保护剩下的半截碑，灵山人建起“景韩楼”专门皮藏，直到解放后才移交衢州市博物馆。由于徐族和龙游的关系不一般，因此有学者认为北姑蔑是徐国族属，是随着徐族南迁来到龙游的。但这一说法明显和下列几点相抵牾：

1、按照龙游的民间传说，徐偃王和姑蔑子是舅甥关系。

2、旧时，正月二十日晚，龙游四乡八村都要以里社为单位抬着花灯进城，并在东华山徐偃王庙表演，表示为徐偃王“上寿”。同时，城隍菩萨也被热热闹闹地抬到东华山朝拜徐偃王，直到第二天傍晚再送回城隍殿。而到正月二十二日，人们又要热热闹闹地奉徐偃王去城隍庙为城隍上寿，以相酬答。而龙游的城隍庙就是原先的姑蔑宫，城隍神像就是原来的姑蔑子像，如果说是同族，恐怕就没有如此繁文缛节互相拜访酬答的必要。

3、旧时龙游四乡徐偃王庙甚多，现在仅大公殿村尚有一座，因位于深山之中故得以保留。本人曾专程走访，发现留存的楹联记载徐偃王事甚详，如“惟徐国乃为梓里，由彭城而到芝源（大公殿村位于芝溪上游）。”而且徐偃王的“茅杨蔡卫”四位部属也有塑像从祀。但是该庙却没有丝毫和姑蔑有关的信息留存。

4、最重要的是龙游地方志的记载中一直是把姑蔑和徐偃王分开来记叙的，决不混淆，而且明显以姑蔑为主，徐族为宾。

从龙游本地有关资料来看，姑蔑是徐国族属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五、关于龙游石窟

“凿石为室”是徐国族人的专长，但并非专利，因为在有关吴、越两国的古代文献中多有“石室”的记载。如《越绝书》：

乐野者，越之弋猎处，大乐，故为乐野。其山上石室，勾践所休谋也。

这里所说的石室是供越王狩猎之时休息用的。《吴越春秋》：

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谓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复置子于石室中。”范蠡曰：“臣请如命。”吴王起入宫中，越王，范蠡趋入石室。

是说吴王在对范蠡劝降失败后，就把范蠡和越王一起关进，石室之中。可见这里所说的石室是关押人犯的监狱。

自1950年代以来，在吴越故地的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田野考古中，多有这类石室发现。根据出土器物分析，石室的年代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为主。用途除前面所说供贵族休息和作为监狱外，以墓葬为多，但也称其为“藏军洞”及用作住宅的等等。也有的因用途尚难确定而笼统地称为“人类活动场所”。

龙游的先民对吴越石室应该是不会生疏的，而且很可能也建造和使用着这一类石室，龙游石窟也可能是吴越石室演变和发展的产物，只是规模更大，工艺更精，设计更巧。至于用途，目前恐怕也还只能以“人类活动场所”笼统言之吧。

如果龙游石窟是由吴越石室演变和发展的判断能够得到确认，那么龙游石窟的开掘应在春秋后期姑蔑国时代的这一判断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同时也证明，因为有吴越石室做样本，因此本地先民是能够依仗自身能力开凿龙游石窟的。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北姑蔑南迁”的证据并不充分，南姑蔑应该是先民以今天的龙游为中心，以衢江流域为主要范围，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直到形成政权实体，逐步发展形成的。这当中自然也有南北交流和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但不可能是“北姑蔑南迁”这样的形式和规模。本人的这一观点虽然说不上过于“大胆”，但是也有待依据更多资料的发现而“小心地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