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上海文史界就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成书于何时问题举行专门研讨，专家、学者们认为，该书应写作于作者担任太末令期间。为此，本报特约与会的钱汉东先生之文，以飨龙游广大读者。
钱汉东先生祖籍诸暨，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系上海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名誉社长、编审，《文汇报》高级记者，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总干事，上海地方史志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钱镠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人文导师等。
钱汉东先生曾应邀为中华四大佛教名山题匾书联，为屈原故里、采石矶太白楼、东坡赤壁、陋室铭遗址、西施故里等500余处名胜古迹题匾书碑，还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题匾，被誉为当代文人书法家，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之出版《江山胜迹——钱汉东中华名胜题刻选》等。他连续两届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2013年荣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榜首，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9年荣获诸暨市首届十大最美乡贤。
钱汉东先生于2002年春天开始寻访中华名窑，行程达10万千米，自费考察了宁夏、河南、西藏、新疆等22个省、市、自治区50处古窑遗址，写成专著《寻访中华名窑》。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散文形式撰写的古窑遗址田野考察报告。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举办作品研讨会，《寻访中华名窑》一书荣获2005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2008年中国冰心散文奖。
钱汉东先生著有《岁月留香》《人间瓷话》《名人印象》《钱汉东考古文选》《钱汉东诗文墨迹选》《钱汉东散文随笔选》《寻梦西施故里》等书。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史学术专著，也是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这部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最杰出、最系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日前，沪上召开了“《文心雕龙》在龙游”学术研讨会，其间多位学者认为，《文心雕龙》这部巨著可能是在南朝梁天监初（502年）刘勰任太末令（今龙游县）期间正式完稿的，距今已有1520年。
此时召开“《文心雕龙》在龙游”学术研讨会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著名文献学者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认为：“《文心雕龙》定稿应在齐末和帝中兴二年（同年四月梁武帝即位，为天监元年，即公元502年）。当时大文豪沈约仕齐，和帝时最为资盛。”学界泰斗饶宗颐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中认为，《文心雕龙》定稿应在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后。他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邹衍、冯衍、王衍时，均避讳使用梁武帝萧衍的“衍”字，由此可以推测《文心雕龙》最后定稿年代应在梁武帝时期，而此时刘勰在太末任职。
刘勰（约公元465年～？）字彦和，祖籍今山东省日照市。他少时家境清寒，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回到娘家。刘勰的外公齐儒士是经学家，以教书为业。齐儒士见到外孙勤勉好学，决意送他去研习经学。刘勰十多岁时，母亲带着他到京口甘露寺聆听高僧法颖大师讲律学，期间有幸结织南朝名刹定林寺的僧祐大师。定林寺中藏有大量佛教典籍，齐、梁时的王公大臣纷纷到此听讲律令。僧祐见年幼的刘勰聪慧好学，甚是喜爱，让其协助整理佛教经典、编制目录、抄录佛经、撰写碑铭等。据《梁书·刘勰传》记载：“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刘勰在定林寺居住的十多年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佛学典籍及儒家名著，开阔了知识视野，文学功底也日渐深厚，为日后创作《文心雕龙》积累了大量素材。刘勰19岁时，母亲不幸过世。服丧期满，恰逢朝廷下诏举人，刘勰便独自跑到当时最繁华的京城建康（今南京）定林寺寻找僧祐大师。
据说刘勰在定林寺前后完成《文心雕龙》初稿，但并“未为时流所称”。南朝看重门第阀阅，刘勰出身寒门，籍籍无名，纵有旷世惊人之作，也难以得到时人的肯定，这在当时自在情理之中。他请教僧祐大师如何是好，僧祐认真阅读了《文心雕龙》，还为此书做了校核与修订，为全书的文采及观点拍案叫绝。他点拨刘勰道：“何不去找沈约？”沈约是当朝丞相，与梁武帝交好，权倾朝野，也是南朝大学问家。于是，刘勰决意去找沈约，几经周折，终于呈送了此书。沈约仔细阅读《文心雕龙》文稿后，推崇备至，认为其“体大思精，深得文理”。
沈约赏识刘勰的才华，遂举荐刘勰进入仕途。据《梁书·文学传》载：“天监（公元502-519年）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或受高僧影响，刘勰一生无娶妻生子。既无妻室之累，也无父母之挂，刘勰轻车简从赴任了。刘勰任太末令后，践行了他在《文心雕龙》中表达的“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的初心，知行合一，廉洁奉公不治私产，殚精竭虑一心为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刘勰办案拒收贿赂，秉公办事，能一天办完的案子决不拖到第二天。刘勰治水成绩亦很突出，他时常带着随从出城巡视衢江，察看江水的涨落。这条河流是太末县农耕灌溉的命脉，但在山洪暴发之时，也会带来水患。对于各个险要地段，刘勰嘱咐衙役派专人守望修葺，以备不测。刘勰还采取多项措施，轻徭简政、劝农桑、薄赋税，使治下风化大行，人怀自厉，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经吏部考核，刘勰被评为“政有清绩”，此为政令简约而不扰民、不烦苛、不增加人民负担之义，也包含清廉自守之意。
刘勰离任后，太末百姓扶老携幼送行。太末城池不大，但刘勰足足走了两个多时辰才走出城去，可见他深受百姓的爱戴。就刘勰一生而言，他在太末的政绩与创作《文心雕龙》可并列为两大卓越成就，而二者是完全和谐统一的。
学界诸家对《文心雕龙》成书时间存在不同说法。著名学者陆侃如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应在天监六年定稿。牟世金教授（著有《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版）赞同饶宗颐之说，认为在天监六年七月之后，刘勰任太末令应满三年，至天监九年为止。华东师大中文系终身教授刘永翔认为从避讳等问题来看，《文心雕龙》成书年代与龙游是有关系的，虽然在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刘勰的行踪来分析，这是完全可能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明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他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达之人生理想，“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在任太末令时得以部分实现。刘勰认为官史应当既积极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又要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杨教授也从避讳学上推断《文心雕龙》的修订成书年代与龙游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据《龙游县志》记载：梁天监初年（公元502年），刘勰担任太末县令。刘勰根据沈约所提出的建议，在任职间隙完成对《文心雕龙》的重新修改和校订亦有可能。
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引发了后人极大的研究兴趣，并由此产生了“文心学”。鲁迅认为《文心雕龙》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刘勰一生中惟一的为官生涯在龙游，他的《文心雕龙》也因此与龙游有了关联，为龙游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文心雕龙》在龙游”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呼吁在龙游建造“文心亭”或“雕龙阁”，以纪念刘勰这位为龙游发展为中国文学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