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菡 劳开元

余端礼（1135-1201），今溪口镇冷水村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知湖州乌程县，孝宗召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太常少卿，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绍熙四年（1193），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四）。与赵汝愚共赞宁宗即位，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庆元元年（1195），拜右丞相，二年，迁左丞相，寻出判隆兴府，改判潭州，移庆元，复为潭帅。嘉泰元年卒，年六十七，追赠为太傅、郇国公，谥号为“忠肃”。（见《诚斋集》卷一二四《左丞相余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九八）。

从政期间，余端礼积极践行儒家思想，始终以社稷百姓为重，不惜得罪权贵，敢于直谏，为民请命，屡次不惜犯上请求朝廷为饥荒百姓赈贷放粮、减免税费，被誉为“南渡名宰”。作为南宋历史上著名的廉吏，余端礼深受百姓爱戴和朝野人士敬重，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有“庐陵四忠”之一称誉的周必大为余端礼所作的《丞相余处恭挽词》中写道：“勋业良平亚，声名丙魏齐。”把他和历史上的名臣张良、陈平、丙吉、魏相并论。著名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所撰的《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志铭》评价其“肃如清风，闻者兴起。勋劳智名，帛素竹清。”并在其所作的《余处恭少师左相郇公挽辞三首》中写道：“忠清两杨绾，诚一再温公。”用“忠清”二字描述出余端礼的忠诚廉正。余端礼一生正直，清廉守正，其清廉作风为中国古代传统廉洁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社稷为重的大局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从政期间，余端礼始终秉持着“社稷为重”的高尚情怀。公元1194年，太上皇孝宗病逝，宋光宗赵惇生来身体病弱，此时又病重，于是称病不主持宋孝宗的葬礼，导致朝廷局势不安、人心惶惶，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余端礼与宰相赵汝愚拥立皇子嘉王赵扩继位，赵扩却以“父未亡”的理由拒绝登基。余端礼便上奏说：“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他认为如今先皇丧事无人主持，百姓人心不安，不应坚持退让，要考虑国家大计，而不是只在乎个人小节，竭力劝谏，最终赵扩继位，号宁宗，人心开始安定，余端礼也被升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

被征召回答皇帝问题时，宋孝宗希望恢复中原疆土。余端礼对他说：“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时，先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谋敌决胜的方法在于根据不同情况转换虚实的声势，根据敌人的强弱来决定虚实的顺序，等待合适的时机。）端礼言：“越谋吴，外讲盟好，内修武备……今日之事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并以汉武帝反击匈奴、春秋时期吴越之争为喻，告诫孝宗应对外讲求订立盟约示好，在内做好武力征伐的准备，秘密谋划，做好准备，观察时变，伺机恢复。时机没有到来，不能够先举事；时机已经到了，不可以贻误时机。以此来防备边疆，安若泰山；以此来应对敌人，势如破竹。皇上高兴地说：“爱卿可谓是通晓事理啊。”）余端礼升迁为大理少卿。光宗皇帝登基，授予余端礼吏部尚书的官职。

蜀州将帅吴挺去世，“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余端礼对枢密使赵汝愚说：“吴氏世世代代掌管蜀地兵权，现在如果又让他的儿子承袭帅位，将成为国家后患。”赵汝愚认为他的话正确，把他的话全部上奏。光宗皇帝心意未决，余端礼说：“赵汝愚的请求是为蜀地考虑，为东南地区考虑。如果委派的将帅不合适，就会失去蜀地；失去蜀地，就会失去东南地区。如今军中请求委派将帅而迟迟不回复，人们将生有异心。”光宗皇帝没有听从。后来吴挺的儿子吴曦最终占据蜀地叛乱，正如余端礼所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余端礼为官时能始终以社稷为重，不畏皇权，据理力谏，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二、刚正不阿的作风修为

在余端礼到任乌呈县知县之前，县衙受封建贵族控制，只为权贵办事，不为百姓考虑。余端礼到任后，处事刚正不阿，雷厉风行，不理上级官员求情，直接将违法富商按法处置，获得百姓一致好评。余端礼以廉闻名，他在奉旨巡查两浙西路期间，不顾“违令”，放粮赈灾，智惩贪官，匡正朝纲的故事流传至今。婺剧《南宋廉相余端礼》便是以粮仓案为基础，塑造了不畏权贵、清正廉洁、反腐惩贪、刚正不阿的古代清官形象。

宋宁宗赵扩即位之后，有“翼戴之功”的名相之孙韩侂胄拥功自大，在朝堂中倾轧宰相赵汝愚，使其客死他乡，还将大批对他有意见的人排斥出庙堂，权重一时，专权误国。余端礼不畏权贵，极力反对韩侂冑迫害朝臣。“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寖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端礼解救不获。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等到韩侂胄窃取朝政，赵汝愚想上书皇上斥退他，谋划泄露而赵汝愚被迫离开。余端礼不能阻止这件事，只能长长叹气罢了。掌管浙西常平仓的黄灏因为放宽对百姓征收租税而被流放，婺州知州黄度因为庇护蜀地官吏而被革除官职，这两人都是韩侂胄怨恨的人。余端礼坚持上奏，但最终没有免去两人的处罚。太府丞吕祖俭因为忤逆韩侂胄而被贬官到南方任职，余端礼解救他没有成功，舆论于是开始责备余端礼。有一天朝见皇上，说朝纲已被扰乱，祸根已经滋生。）余端礼担任丞相期间，一直保护良善之辈，然而在被韩侂冑锁牵制的情况下，他却有心无力，抑郁不得志。他这种不畏权贵、秉持正义的廉洁操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为民请命的担当情怀

余端礼深谙“食禄者不与民争利”的儒学治国智慧，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余端礼考中进士赴乌呈县（今湖州）知县。在担任乌呈县令期间，“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固，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老百姓苦于丁绢钱，即人口税。规定每三丁交纳绢一匹，不纳绢而折价的话，每匹折钱高达一千，后来又增加到折钱五千，百姓受到层层盘剥，生活难以为继，不堪重负。）余端礼立即将此事报到州府，又亲自赶到中书省，这个情况得以逐级上报，最终丞相虞允文及时奏请孝宗，使乌程县每年蠲免钱六万，有效地减轻百姓负担，休养生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在宋宁宗庆元元年，安徽、浙江发生饥荒，余端礼奏请宁宗皇帝，得准贷钱发粮救活饥民。余端礼曾在《劝农石头城赋诗》中写道：“苍颜老守政无奇，只要我民不苦饥。奉诏偕行两赤令，职在劝耕无扰之。”（县令白发苍苍，政绩平平无奇，最大的希望就是百姓不会饥饿贫苦，接受皇帝命令来此的两名县令，职责就是鼓励农民努力耕作，不去扰民。）诗文最后一句了“同见三登太平日，老守不愿万户封”道出了只要天下百姓五谷丰登不再受饥荒之苦，宁可舍弃个人封官进爵的赤子情怀。余端礼关心百姓疾苦，心系百姓冷暖的士大夫品格在他的诗作中可见一斑。

在韩侂胄的唆使下，皇帝任命余端礼为潭州和庆元通判，当时潭州即现在的湖南湘潭，当地民风强悍，局势不安，年事已高的余端礼到那里主事，困难重重，社会动荡，他依然为百姓各项民生事务操劳，最终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潭州。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升是贬，他以民为本的担当情怀始终未曾改变。因此，余端礼深受百姓尊崇爱戴。

四、廉洁自律的家风家训

余端礼墓位于溪口镇石角村，为浙江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该墓坐西朝东，现存墓葬占地约48平方米，墓室为砖砌的双室墓，墓顶为花岗石板压顶。1997年冬，文物部门对位于石角村的余端礼墓进行发掘，其陵墓没有宏大的规模，只有一个圆形的土包，四周砖铺地面，未见其它建筑物，墓中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双墓室（仅宽1米、长2米）只发现一方红砂石墓志，记叙了其生平，以及少数石刻雕花建筑构件。在其出生地冷水村，也未留下荣归故里的奢华建筑。耻于钱财、甘于清贫的余端礼这一生不喜欢钱，吃素食，穿布衣，所挣银两均用于义举之上，修建义亭、开办义学等。耻于钱财留后人，宁愿廉洁传后人。余端礼的《家训六条》中就有：“生之先后则有尊卑长幼之节”“宜孝宜悌”，教育子女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用“反责子弟之不学咎，师之不勤奚可哉，吾族钱谷积聚不亚爱邦而以教读”的案例来告诫子女要爱国爱民。在余端礼廉洁的家风家训教育之下，其儿子余嵘成为了“孤直行志，始终持节”的官员，从侧面也论证了余端礼的廉政修为。

后人为了纪念余端礼，在他的出生地冷水村修建了一座处恭亭。如今，龙游县城越来越多以其名字命名的地名或学校，端礼小区、端礼路、端礼小学等等，“南渡名宰”一生为民的高尚情怀、廉洁自律的家风家训世代为人传颂。

作者分别为县委党校、县纪委监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