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言
洗城是古代占领军攻陷城池后对公建设施恣意捣毁和对无辜百姓大肆烧杀抢掠的行为。龙游作为江南的偏隅小县，战略位置和城市规模均不及府郡，但近古时代（宋、元、明、清）被攻陷城池进而发生洗城事件居然达五次之多，超过了金衢二府（衢州城有“铁衢州”、金华城有“铜婺州”之称），究其原因颇耐人寻味。笔者寻查了现有条件能翻阅的正史笔记，就洗城的基本情况和对龙游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龙游商帮衍生和衰落产生的影响进行推演和分析。
粗捊不忍细读的历史印记——
龙游县城近古的五次被侵掠，虽然不像惨绝人寰的“扬州三日”“嘉定十屠”那样对全城百姓赶尽杀绝，但其情形也堪称惨烈。洗城是古代军事上常用的手段之一，是指挥者采用的镇压和奖赏手段：纵容部下进行烧杀抢掠，以搜刮钱财和满足生理需要，以此来鼓励士兵，当然也有震慑对方的意图。由于史料对此记述阙如，目前已经很难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形，只能采用在史料的基础上研究当时指挥者的其它洗城行为和性格特征，加以史料，对这些城池的记载进行推演，力求描述出轮廓。
第一次是北宋末年方腊义弟与童贯部将的拼杀。战前的龙游县城已经是江南一个繁华的商埠，具体的战况和侵掠情形，史料上语焉不详，县志（指民国县志，下同）是这样说的：“方腊陷龙游，杀戮至惨”。宋史也说龙游“因知当时杀戮之惨”。究其洗城情形，可以确认的是县学被焚（《龙游县志·县学》中有明确记载），百姓人死宅坍，就是刚由石板换下木头的通驷桥也被毁。虽未提及县治，但是可以推断，对杀红了眼的官军和义军来说，县学被毁，县衙岂能幸免？那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离北宋灭亡还有六年的时间。那年4月，方腊兵分三路，自己带主力攻杭州，还有一路往北攻安徽，第三路由部将洪载、郑彪往南攻衢州、婺州。负责攻打龙游的郑彪，号称郑魔王，以凶悍著称。龙游被洗城且“至惨”，说明其抵抗是非常顽强且杀伤了很多方家军的。据宋史记载，当时衢府已被屠城，但没有“至惨”二字。洗城的情状，可参照史料对同期被屠城的杭州记载：“火官舍、学宫、库府与僧民之居，满城屠掠，除有姿色的妇女取供淫乐外，多半杀死，六日方止。”这次洗城，光说方腊，有失公允，史料上也有北宋前来镇压的童贯禁军（多为边防军）刘世光部残暴的记载（县志有 “畏官军犹畏匪也”的记载）。可知龙游被洗城是双重受难了。据官方史料记载，方腊对官兵是抽筋剥皮，对富豪是杀富劫财，对百姓则分二种：先用摩尼教（明教）裹胁男丁参加义军，对不从者予以杀戮；妇女则被送到位于现淳安县的根据地帮源洞一带。史说方腊攻克六州五十二县，杀百姓200万人。歙县根据地被端后，余部退至龙游一带又盘桓几年。官军对龙游民众分不清是否方家军，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刀斧说话了。
第二次是元朝大将对宋末义军的碾杀。据县志记载：“元至元十三年，龙游县遭焚劫之祸”，也就是烧杀抢掠了。县学则“元初并毁”。《文庙记》曾说“至元丙子，南北混一之初，不知时者焚荡县邑，延及学宫，绵历八载，尚仍瓦砾。”虽然没有明文说及毁坏县衙一事，但第二年元达鲁花赤重建县衙、修缮通驷桥，则在《龙游县志·建制考》中有明确记载。这一年（1276年）也是元朝攻陷南宋都城临安的当年，新的历史教科书把这一年确定为宋朝的亡国年。经查史料，临安投降是这一年二月，龙游陷城则是六月。此说明南宋投降之后，龙游一带并没有真正降服，而是响应文天祥、张世杰等进行了抗争（衢州在当朝宰相留梦炎率领下投诚）。由于史料对此没有详尽的记载，我们不可能知道抗争的具体进程，但是其惨烈程度可以从宋史对唆都这个人物的记载中进行推断，大概率是金衢一带降而反叛，主因或许与二后帝在此逗留有关，抑或与宋六陵盗案引起民愤有关。宋降将高兴带队镇压复叛的宋军，在龙游一带被打得一败涂地后回去搬兵。唆都是元代大将，是亲临镇压龙游抗争的最高指挥官。这个人随着攻宋总指挥伯颜从襄阳、常州、扬州、临安、龙游、福建、越南等一路征杀，是个嗜血成性的主，屠城是他的嗜好。由于忽必烈考虑到江南对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撑，对征服江南的策略是“不事杀戮”，力图不流血征服，只对少数有激烈抵抗或损兵折将的地方才大开杀戒（如常州屠城）。因此唆都进入浙江还算克制，龙游是特例之一。当时龙游商帮已经初露端倪，龙城繁华程度堪比都城，唆都为什么要违背元世祖的训令？作为常州屠城指挥之一，唆多对抵抗的龙游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常州屠城主要原因是抵抗，史料有详尽的记载，其状堪比日本对南京的大屠杀。县志虽记载“今不能详”，但从当时县城余姓家族的遭遇可窥一斑。宋代名宰余端礼的弟弟石囊余和三太公余阶后人，就在此时或亡《龙游县志·氏族考》。我县第一旧族徐姓，也在此时纷纷从城南灵山四溢（明代复兴）。
第三次是元末明初朝代更替的滥杀。县志记载县署“元末毁于兵”，县学“至元末复毁”，说明龙游遇到了又一次的洗城。当时，先有1359年朱元璋悍将常遇春克衢，中有1362年的苗兵叛乱，后有1381年周边盗匪的灵山啸聚。常遇春是把屠城当作习惯动作的，投降的也杀，衢城元军投降被他屠了（有史料记载），龙游情况类似也不会放过。而苗兵杀了据守金华的明朝大将胡大海后，没有了军饷，只能在龙游一带烧杀抢掠。虽然这段时间的史料缺乏，但县志徐复阳《重建县治记》说“元末，毁于兵，到洪武二年重建”，《前录说·氏族考》说“经元末之乱，用兵数载，旧族夷亡，自所不免。”说明了这次洗城的惨烈不亚于前二次。从常遇春作《龙游道中》诗句“红添秋树血，绿长旱池毛”就可以看出他刀下的滴血。而从元末苗兵一贯的所作所为来揣测，洗城也可想而知的。
第四次是耿精忠之乱引发的厮杀。县志记载：“五月，耿精忠攻城，盗贼蜂起。七月处州土寇入城，劫县库”。1646年（清代顺治三年）始的这次洗城，起初由于旧县丞与新县令的努力，兵不血刃，但前有南明益王占据龙游三年，鲁王、唐王叔侄争正统又在金衢相互争斗，加上清朝统领博洛带兵追剿的“剃发易服”政策，后又有耿精忠之乱。耿是与吴三桂并名的清初三藩王之一。康熙十三年与吴一齐起兵背叛清廷，在县境内滋扰三年。由于城内守军的顽强，耿主力军连续三天强攻没有见效，县城得以保全。但后耿部属“聚众突入县城，掠帑藏以及去”，虽然县治县学没有被毁的记录，但“城市炊烟几绝云”《龙游县志·通纪》，原本商旅络绎的县城俨然已是一座死城。加上清军进剿的指挥杰书纵兵抢掠，龙游一带“百姓五去其三”（《衢州府志》语）。从1640年清兵入浙之前，一直到1676年平定三藩，共36年，龙游一直处于战火之中，县境东南北乡均有盗贼，颇有政绩的卢灿县令只好南征北战。虽然这一次县城破坏相对较轻，但市民颠沛流离，县城内一时也十室九空，龙游商帮更是遭到重创。
第五次是太平军李世贤与官军左宗棠的绞杀。这是县志记载最为详尽也是城毁最为严重的一次，可以说是全境一片战火。“既据县城，大肆焚掠，死者甚多”“匪大股至，全县糜烂”“焚掠奸杀，穷尽惨酷，县民十丧八九矣”。当时，乡绅为女眷报“旌节”而被人获知，载入《烈女略》中死难妇女就有134人。团石汪氏一族竟死男丁732人（《龙游县志·人物别录》）。金衢二次作为清军和太平军作战的浙江主战场。一次是1858年3月石达开负气西走，将衢州围城91天。龙游作为东战场，被石占领并作为东攻的基地。另一次是1862年4月浙江巡抚左宗棠率军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开展了龙游之战，太平军死守龙游城8个月。太平军前后与清军在衢龙一带绞杀5年，双方比拼滥杀无辜，商帮群聚的龙游城顿成人间地狱。左宗棠奏稿称，“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战火外，还有就是冻馁、战后疫情爆发而死，以及躲避战乱外逃它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