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言
细究洗城对龙游历史进程的影响。
历史上的这五次洗城，对当时龙游现存文明和百姓带来的伤痛是无以复加的，也成为龙游商帮起落的一个个拐点。洗城劫难不仅导致生产力的急剧倒退，更有心理上的创伤从而导致民风的改变。从官府来说，城头变幻大王旗，朝代更替，官员轮换；从平民百姓来说，则是人间地狱，饿殍遍地。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往往是呈多棱镜的，正如十字军对耶路撒冷惨烈的东征推动着欧洲走向开放的现代文明一样，五次洗城也给龙游带来了新的发展基因。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才演绎了近现代诸多的事件，形成了龙游特有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催生、推动了龙游商帮的萌芽和发展。我们可以从理性、复合、多维的眼光来审视这五次洗城对龙游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
展现了龙游人忠诚和顽强的品行。洗城是对强力抵抗的一种报复。抵抗是守城人对旧主的忠诚和对攻城者的不屈。龙游地处金衢处徽之冲，战略地位突出，战事不可避免。拼死抵抗虽然由官员组织，但作战士兵和百姓的战斗意志更是关键。龙游周边府县也曾被侵掠、遭到屠戮，尤其是朝代更替时。然而，为什么周边的府县都有开城纳降的史事，而唯独龙游不为呢？原因就在于龙游人独“忠”独“倔”，特别是在二次“蛮夷鞑子”掠城时更为明显。元兵下江南，临安已攻陷，龙游人还学着文天祥在护着二小王，以致成为周边各县府中唯一遭到洗城的县。清兵在江南号称“留发不留头”，龙游为了头发却将战火延续了36年。细究起来，这与龙游深受儒家影响、“修齐治平”思想根深蒂固有关。研究龙游商帮的专家在归纳其品质时，认为第一品质就是忠诚和顽强。玩命的事情尚且如此，做生意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削弱了龙游的地域影响。洗城是一场浩劫，现存的经济社会财富积累归零。五次洗城，对龙游的伤害巨大。一是政治地位的下降。古代基层行政机构品位的高低，是由其战略地位和人丁及耕地的多少来标定的。作为姑蔑之都，位于金衢盆地中心，龙游在远古曾是当仁不让的浙西政治中心，中古也基本是金衢一带的重要衙门。东汉末年，从太末析出新安后，龙游虽结束了金衢之地唯一行政机构的地位，但也是颇有底蕴的望县。明代秦鸣雷《重修儒学记》有文：“三衢姑蔑之墟，所辖诸邑，惟龙游县称最巨”。几次洗城，龙游失去了大量的人口和耕地，“五季以前旧族，今存者，徐等八姓而已”（《龙游县志·前录》），县城的级别已随之逐步变为二类甚至三类县了。二是经济的停滞。龙游商帮的衰落，与洗城后富商的财物被洗劫有着必然的联系。洗城扼杀了生气勃勃的当地经济，恢复元气少则几十年的时间，有些则不可逆了（特别是文献资料和精美建筑等）。《龙游县志·轶闻三》有记载；“吾县发匪前，城中屋舍栉比。北门至驿前五里，有长街，亦颇繁盛，桥下亦有烟户三千余家。比匪退，悉成焦土。至今休养生息六十余年，城中大西门、小西门、后高山一带，犹荒烟蔓草也；北门至驿前，则皆禾黍矣；桥下人家今恢复者犹不及三百户，真浩劫也。”第五次如此，其他几次又何尝不是如此。第一次洗城前夕的北宋时期，龙游依靠水道和自然资源，店铺林立，人头攒动，早已是个富庶之地。县志载：“邑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徐复初《重建县治记》）。衢州是北宋时浙江第二大商税之地，龙游在衢州是一等富裕之地。第二次洗城前夕，南宋的龙游商品经济已显雏形，茶叶、纸张等大量供给四方八地。假如未被洗城，龙游商帮可能此时就风生水起了。元代由于对江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龙游逐渐恢复了元气，姜席堰的建成更是使龙游逐渐成为了江南的鱼米之乡，但常遇春的虎头湛金枪扼杀了一切。到了明末，龙游逐渐兴盛的商业又一次受到重创，商人的家业、手工作坊的器具都遭到了严重的毁坏。龙游的方山茶曾是宋代的贡品，而目前生产工艺已失传，就是一例。几经战火，龙游逐渐走向了清末的平庸。三是现存文化的扼杀。洗城使龙游所有的当代文明，包括书院、典籍，原创作品等毁于一旦。宋元时代，龙游儒学复兴、刻书业发展，诗词曲创作十分繁盛，儒释道不乏名家，还有科学巨星赵友钦。明清时期，随着龙游商帮的兴盛，文化发展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众多名噪一时的作品，其中童珮就有25000多卷藏书等。“吾县士风，自昔敦实，不以著作眩鬻于时。先达偶有论述，绝少梓行”（《龙游县志·前录》）。随着五次浩劫，这些名人留下的恢宏巨著大多佚灭。按县志说，“明以前之书存者无几，清代著述亦多毁于兵燹”，自清代咸同之际遭兵燹后，“故家旧藏久荡焉无存”（凤梧书院藏书目）。
出现了南来北往的人口大融合。龙游的土著包括於越人、姑蔑人已难觅其踪，齐虞鲁乙四姓后人基本无存，洗城使龙游成为了一个南腔北调的移民县份，民国时有族谱明确记载祖先迁居的就有83姓430族（列入《龙游县志·氏族考》为83姓520族）。结群的移民来源地，东到杭宁温，南至云南（苗军后裔），西届二湖，北达河南（中原），县里尚存着7个少数民族的子孙。第一次洗城后，由于大量土地荒芜，加上六年后靖康之乱宋室南迁，大量北人定居龙游，出现了龙游史料记载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徐偃王南迁，永嘉南渡之后），县志有“今各旧族多南渡时迁来者”的记载。据族谱所记，至少有方、余、王、童、叶等县内11个大族明确记载是随宋室南来的。第二次洗城时忽必烈为经济考虑，对江南开恩，周边府县杀人不多，迁移龙游的多是二浙和江西等周边居民。第三次洗城后的移民是官方行为，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明代洪武年间按朱元璋的指令，以“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龙游当时接纳人口较密集的杭、嘉、湖等府和江西等地移民。第四次是明末清初，经几十年的战乱，“迁来者，福建长汀人乃居十之七八，疑皆避耿乱或属耿氏旧部”。第五次洗城由于战火的惨烈，加上随之而来的瘟疫，龙游一带几无人烟，以致清朝廷不得不招徕赣浙闽流民前来垦荒。“温处十之二三，余皆江西广丰”(《龙游县志·通记》）。龙游各地“如杭嘉湖垦荒客民之伙房，严州种山客民之柴蓬”随处可见。而“农种工作大半系江西、江山、温台处客民，多而且悍”（《龙游县志》张炤县令文）。龙游在近古不过7万至15万人，居民成份之“杂”，在金衢丽一带确是比较突出的。龙游商帮有“遍地龙游”的美誉，而说 “遍地来龙”也可以成立。
土地开发形成了产业。几次洗城以后，龙游均出现了人丁稀缺和大面积土地荒芜的情况，而土地和人丁是近古政府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也是评定县官政绩的主要依据。为此，龙游出台了大量的引民垦殖优惠政策，如只要是无主地，就白送外来者耕种；对新垦的土地可免若干年的田税等。由于周边江西、福建等地人口的自然繁殖，龙游成为了他们迁居垦荒的首选之地，如明代搭棚而居的“棚民”，还有耿精忠之乱后畲族大范围从福建的迁入。明代以后，玉米、甘薯等耐贫作物的引入，更是给垦荒提供了可能。据县志载，元代龙游的田地为3039顷，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四年已达6359顷，太平天国失败后32年的清代光绪二十二年，田地仍有5333顷（《龙游县志·田赋》）。垦屯的收益，使经商的人也把它视作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龙游商帮的一个产业就是垦殖业，如明代成化年间，“无远弗届”的龙游人曾搭伙江西安福人，二三万人浩浩荡荡到云南楚雄姚安垦荒。
促成了龙游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点状突进。龙游原为南蛮之地，生活方式以刀耕火种为主。每一次洗城后，外地人大量涌入，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脉关系，促进了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就了龙游特有的外向型经济。一是农作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福建占城稻和北方小麦的引种，大大提高了农耕的水平和产量（二年五熟）。福建、江苏玉米和甘薯的引进，农作物产量倍增，为大量人口的生活提供了可能。二是商业的兴盛。龙游商业的萌发始于南宋，与中原商人南迁有很大的关系。明清时期的兴盛，与徽商、江右商、宁绍商的迁居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据考证，龙游北乡很多明清巨商的先人就来自徽州。可以说，正是外地人的迁入，使龙游人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经商谋利的念头，能够把当地的烧纸、茶叶、木材等和外销赢利联系起来。从明万历年到清康熙年，“故北乡之民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十之三四耳”（清康熙《龙游县志·特产》）。“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举”（明天启《衢州府志·政事志》）。一个县有绝大部分乡人在外地经商，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部分原因也是出于龙游人人脉资源的丰富。三是社学、义塾和书院的涌现。隋朝有科举以来，龙游虽在唐朝出现了衢州唯有的二个进士（龚宸和徐安贞），但总体对教育文化不甚重视。中原士人的迁入，特别是儒学的普及，龙游官府和百姓对文化教育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宋吕防的南山书院（鸡鸣书院）起，尽管历经战火，但书院、社学如雨后春笋，鼎盛时有30余所，以至南宋进士达109人，明代也出了31个进士。明清时代经商的人居多，但仍然是“民庶饶喜商贾，士则缉学缀文取仕进”，成为史书上所公认的儒商，四是生活习俗的改变。特别是口味和方言的变化。龙游一带原先不吃辣椒（左宗棠记录过衢州饮食清淡），后变成重度辣椒爱好者，据说这是江西移民的影响。龙游隔村异方言的现象，也是周边府县不多见的。龙游土话把丈夫叫“老子”，女人把自己称作“奴”，把“是”称做“喳”等，甚至出现全国罕见的语言细分现象，把“我们”分作“阿能”与“奴拿”，这些都是周边少见的。文白异读现象也特别明显（如对“自己”的发音），体现出南腔北调的特性。五是精神生活的繁富。龙游宗教信仰包含了所有国内的宗教派别，以及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这是因为各地的移民，都有自己不同的精神信仰。县志说龙游有各种寺庙道观50多处，甚至有不少天妃后宫，这些都是移民的伴随物。多种宗教信仰也许正是龙游人养成海纳百川特性的人文基础。
社会风尚发生了嬗变。多次洗城给龙游人带来了哪些心理的创伤进而改变性情，直至影响龙游的社情民意？最大的一点变化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财富的追求。尽管有些大家族恪守自己的儒家祖训，但面上龙游的民风经历了一个尚武任气到文雅温润再到毫民负气的过程。龙游虽居江南，但毕竟远离政治中心（南宋除外），县多丘陵，远古中古均属不甚开化之地，比较闭塞，民风还是以粗犷刚强为主，但对生命还是比较敬畏，轻易不至于取人性命。北宋是龙游民风的摇摆期，北宋前龙游基本没有战事，“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县人不惧官府，“其俗啬，其民尚气而夸功”“俗尚气，一人有事，则举族为之，激烈即甚，贫者愿以服力”，可见南越彪悍之风犹存。宗泽知县事时大力惩恶后，稍有好转，但秉性难移，这也是方腊起义龙游响应者众多的原因。进入南宋，一方面受洗城的刺激，对官府多少有了敬畏之心，加上宋室南迁，北方先进文化激荡，特别是南宗孔庙入定衢州后，儒学盛行，南宋龙游民风有了大的改变，“民静而安，俗朴而俭，闾闬不识胥吏，几于标枝野鹿之风”。由于元代的等级制度，加上严酷的刑律，以及尊儒崇佛，尽管移民来自更加荒蛮之地，但民风趋于柔顺，“家事崇古先，贵贵而善善，宾至礼肃如也”，进而“儒风甲于一郡”。明代由于多为其他商帮故里的移民，加上龙游特色资源丰富，龙游商帮扬名四海，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拜金主义盛行。钱多了，“俗侈靡，效尤慕三吴之豪”。南宋和元明时期，主流社会风气敦厚、尚武、善贾，可算是龙游历史上县里民风的高光时期了。清代是龙游民风的分水岭。二次洗城，移民来自四乡八地，特别是江西、温台来者甚众，加上清朝及太平军“尚武”，以及咸同兵燹，导致了商帮衰落，民不聊生，龙游民风日下，县人逐渐表现不思进取，顿形懦弱，民气消沉，甚至践蹋生命。为了保护家人，县人不再想出远门了，“三天不见岑山头，就要哭鼻头” “忧愁噍杀，困顿无聊”（引语均为《龙游县志·风俗》），甚至出现了“民俗轻死，动辄自经，以图谋害”的怪事。龙游移民多来自荒蛮之地，难免宗派众多，恃强凌辱。加上咸同之后的县令多为武将出身，治县无方，以至堕落为衢州府综合考评（冲繁疲难四等）中的唯一冲难（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县，县贤余绍宋对此颇为痛惜，感叹“皆氏族变迁之所致。”几次洗城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是龙游商帮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