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渭

我的老家是浙西的一个小山村，那一带称以乞讨为生的人为“讨饭侬”。在我小时候，常见“讨饭侬”在村庄里出没，他们不只逢年过节如“候鸟”般挨家挨户乞讨，平日里如果乡亲们有了红白喜事也会陆续赶来。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村里有人结婚了、生娃了、造房子了，抑或有人过世了，四面八方的“讨饭侬”便纷至沓来，个中原因，现在想来大抵农村生活单调，每有红白喜事便作为“大事”而被口口相传地很快传扬开去了。于是，“讨饭侬”们便得到信息纷纷赶来“蹭饭”。当然，平日里“讨饭侬”也会进村来乞讨的。

农村普遍穷，但乡亲们都善良，每有“讨饭侬”上门几乎都不会让他们失望离去。在我小时候，家里年年“超支”，一家人一年到头靠青菜饭、萝卜饭、番薯饭甚至苞米糊填肚子，有时那苞米糊稀得能照见人影，但只要来了“讨饭侬”，母亲总会抓一小撮十几粒米给他们，实在没米了也会找出一分钱递到“讨饭侬”手里，否则便如欠债不还一般红了脸而惴惴不安。积少成多，那时的“讨饭侬”相较于很多农户算得上是“富人”了。据说，有的“讨饭侬”还把吃不完的粽子、发糕、大米卖掉换钱，而有的“讨饭侬”缺乏“经济头脑”任由粽子之类的食物烂掉。

“讨饭侬”之所以做了“讨饭侬”，各有各的原因，比如天灾人祸，比如身体残疾，也有因为懒的。在我的记忆里，对三位“讨饭侬”印象深刻。

“小瞎子”在所有来过我老家周边村庄乞讨的“讨饭侬”中算是年长的一位，长得清瘦、衣着整洁，右手握一根竹竿“笃笃”敲着地面探路，左手提着一面小铜锣“叮叮”敲着提醒人们避让。“小瞎子”是最受乡亲们喜欢的“讨饭侬”，他逢人便笑，说话轻声细语的，站到人家门前从不开口讨要，而是聊些家长里短、农时农事、庄稼丰歉之类的事，也把他听到的奇闻异事说给人家听。乡亲们有时间就陪着他聊，有事忙了就给点吃的或一分两分钱让他去下一家。听到“叮叮”的小铜锣敲响，孩童们就很兴奋，“小瞎子、小瞎子”，一路跟着喊，而“小瞎子”依然满脸挂着笑意，不嗔不恼。我没喊过他“小瞎子”，因为母亲说这样叫是不礼貌的，让我叫他“老师傅”。在村里，“小瞎子”特有人缘，因而讨要到的东西就多。后来我外出求学，又在异地工作并安家，就没机会在老家见到“小瞎子”了。有一次回老家，跟乡亲们提起“小瞎子”，得知他已去世了。乡亲们说，“小瞎子”自从挨了一顿胖揍，就一直没脸来村里乞讨了。怎么回事？原来，有一天“小瞎子”到一户人家乞讨，得知只有女主人在家，便假称会“算命”，进到屋里企图求欢，恰就被回家来的男主人撞见，结果挨了一顿暴打。这或许就是“饱暖思淫欲”吧。

“江山侬”长得模样周正、俊朗帅气，虽靠乞讨过日子却长得白白胖胖，大概属于那种喝凉水也长肉的人。顾名思义，“江山侬”是江山县（现江山市）人，他一路乞讨来到衢县（现衢江区）某地落了户，被一位孤独老人收留了。“江山侬”在“讨饭侬”里是最没人缘的，原因是他懒得出奇。有一天，他在某村乞讨，有户人家有意招他做“上门女婿”，说：“你上山去帮我割一担‘狼衣袍’回来，我就把娜妮嫁给你。”我老家把一种蕨类植物叫做“狼衣袍”，在很多山坞蓬蓬勃勃生长着，家家户户割来当柴烧的。对于这样轻易就能娶妻成家的机会，“江山侬”却放弃了，说：“我养自己都难，哪还能养老婆！”“懒”声远扬，“江山侬”便不受勤劳的乡亲们待见，因而他常常讨不到吃的。有一回傍晚时分，他来到我家门口，“咚咚”拍打着圆鼓鼓的肚子，说：“唉，今天一天没讨到吃的，饿得难受，刚才我就趴在田埂上喝了一肚子稻田里的水。”母亲心生恻隐，盛了一碗番薯粥给他。如今，“江山侬”也已过世多年了。

陈达是三位“讨饭侬”中仍健在的，跟我同岁，1963年出生的。陈达不是他的真名实姓，但乡亲们都这么叫他。据说是因为他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某个反派人物陈某达长得很像才得了这么个绰号。陈达之所以走上乞讨之路，是被他懒得出奇的父亲逼的。在生产队起早摸黑、风吹日晒雨淋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家里穷得“叮当响”，陈达父亲彻底“躺平”了，只逼着尚年幼的儿子外出乞讨，而他就在家里吃现成的，寒冬腊月则躲在被窝里吃着儿子讨回来的粽子。乞讨成了陈达“终身职业”，他乞讨就凭“韧劲”，很讨人烦、讨人厌：直挺挺地站在人家门口，嘴里只念叨“讨点噢”三个字，一直念到人家给了食物才离开。乡亲们有时也开他的玩笑，看着他挎在手臂上的畚斗说：“都快装满了，分一点给我，行不？”陈达用手遮住畚斗“嘿嘿”笑着快步逃走。乞讨既是陈达的“职业”，也成他的习惯了。今年正月里，我在老家住了一些日子，见过一次陈达。他仍在乞讨，仍只念叨三个字：“讨点噢。”他在一户人家门口不停地念他的乞讨“三字经”时，这家主人被惹恼了，训道：“现在政府这么好，你有低保，生活有保障了，还出来讨什么！”陈达“嘿嘿”笑着，继续念叨“讨点噢”。陈达家距我家村庄仅约一公里，乡亲们说，这些年他每天都能讨到很多东西，还会把讨来的东西分给左邻右舍。陈达等人，应是“讨饭侬”一族最后的遗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