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蓓

祖母和母亲的拉锯战僵持了二十七年，在戊子年的大年三十夜戛然而止。持续了七天七夜的法事后，一抬寿方将她送上了后山。几声震天的炮仗，白纸缠住的竹杖倚满了坟首，送行的队伍挤在弯弯绕绕的山道上一眼望不到头。

这是祖父最后的倔强，体面地送走了祖母之后，他的眼睛像断了钨丝的灯泡，迅速地暗淡下来。多少年，他站在颠着小脚噘着嘴的老太太背后，是她最忠实的支撑。老太太走了，他瘦骨嶙峋的身架仿佛失却了一件柔软的罩袍，再没有高傲的理由。

母亲本就与祖父母意见相左，都是强势的人，在一个屋檐下磕碰了这些年，现在索性在城里长久地住下去，连表面的敷衍都省略了，只在年节象征性地出现。父亲十分为难，但拗不过母亲，只有自己跑得勤一点。祖父表面没什么，大约心里清楚母亲终是将旧账算在他头上了，往后见面脸上总多了一些笑容，没话找点话说，母亲也就淡淡应着。我替老爷子有点心酸，却也无法指责母亲，个中原委唯有自己知晓，多年恩怨早已积重难返。好在祖父尚硬朗，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还能下地种些菜蔬，余下的事由保姆照料，且相安无事。

我小时随祖父母睡，侧身靠在红漆描花床的里侧，厚重的被褥散发着樟木箱的气味，祖父睡得悄无声息，祖母小声打着鼾。睡不着，起身从祖母的身上跨过去，祖父背对我们睡在床尾，被子从他的肩头滑落，高耸的右肩下面是空荡荡的袖管。我蹲下去好奇地摸摸他的肩，圆圆的，像个结实的橡皮球。祖父的右手在我三四岁的时候被绞面粉的机器轧了，整条胳膊废了，当时他还是十六门电厂的面点师傅。我记得许多幼年的事，却唯独不记得这一桩，也许是大人为了避免我害怕刻意遮掩。祖父的右眼也因为药物治疗萎缩，但我从来没将他与残疾人划等号。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个处处拿主意的人。他是老党员，生产队的队长，年纪大了也常常被喊去村里开会、吃饭，他有一抽屉的奖状，还有个小红本本，里边记着他的党费。村后边的水库，他管了好多年，什么时候开闸放水只听他一人的，从来没出过差错。

我记得祖父常常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燕子粪落在他的脚边。我坐在他的腿上，他用左手抱我，也很稳当。我喜欢捏他的耳朵，他的耳垂又薄又大，皱巴巴，凉凉的。我也喜欢摸祖父的鼻梁，他的鼻子特别高，又陡峭又冷峻，沿着鼻尖往上捏，眉心总是竖着一道红痧。祖父拿眼睛瞪我，眼角却是皱起来的，我一点不害怕。

我小时候挑食，祖父跑去集上买霉豆腐，挽起裤腿在溪坑里摸泥鳅，从老乡的蛇皮袋里讨几只青蛙，由我吃得刁钻。去小店里买了糖，给祖母一把，余下都是我的。这样慈爱的祖父，因为我渐渐大了，却生分起来。我总将它归咎于离家念书，而祖父正在我的童年里慢慢退场。

后来，老屋不能住了，祖父何处容身成了问题，父亲商量着在大姑家地头盖了三间平房，将祖父连同一应家伙事全搬了去。祖父渐渐年老，照料又成了难题，六个子女轮流出钱出力，总有勤力怠懒之分，也由此生出许多纷争。

从祖母去后，大家都猜祖父捱不了几年，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竟挺了过来。祖父晚年犯胆结石，吃食便日渐寡淡，有时半盏汤饭凑合一顿。起先一年犯一两次，渐渐紧密起来，隔几个月就需要住院治疗。看老人家疼得气虚，在病床上蜷起腿，我们看不过去，问医生能不能手术，答复年纪太大不建议。孝顺多数挺不过时间的考验，从第一次住院儿孙挤满病房到只三两个人探望，不过是一两年间的事。

祖父最后一次犯病，离出院不过一周。他一粒米都吃不进去了，连半调羹白开水都吐了出来。我们看他一天天干瘪下去，脸上的皮肤紧紧贴在骨头上，将皱纹都扯得平平整整。父亲用纸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用吸管滴几滴在他的舌头上，他痛苦地摇头，喉咙发出呜呜的声音。母亲来看他，他说不出话，左手压在被子上，显出腹部塌陷的形状，母亲忍不住背身哭泣。我握住他的手，又粗糙又柔软，是熟悉的触感，他的手心还是温热的，就像他将水果糖塞在我手里的那一天。祖父去世的前一天，他对着来看他的亲友勉强地笑了一笑。这是十多天来他第一次笑。

祖父的法事办了三天，再没有人站出来坚持，就像十一年前祖父一字一顿说“办七天”那样坚定。出殡那天，撕开每一块白布，烧完每一截麻绳后，在肿胀的眼圈下面，每个人脸上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痕迹。

祖父走的时候不冷不热，他选择这个时间，一定是不想麻烦我们。我想，那么祖父大概也不会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