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出生在展茅茅洋夏家一个贫苦家庭，家有父母，两个哥哥。当时由于家境贫寒，度日惟难。记得小时候一日三餐靠吃番薯填饱肚子，冬天无棉衣御寒，冷得直哆嗦。后父亲凑点钱在螺门开了一家小店，我们全家也随之迁居螺门。两兄下海为渔霸捕鱼。由于小店经营得还可以，家庭生活有所改善，我因此得以读了两年私塾，识了几个字。但好景不长，几年后，父亲的小店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我家不得已又搬回茅洋，日子陷入窘困之中。

在螺门时，我与邻居吕友法（吕恒）十分要好，情同兄弟。他体型精悍，性格刚烈，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我很钦佩和敬重他。日军侵占舟山后，吕友法怒火中烧，不久就参加定海国民兵团第二大队，勇猛顽强抗击侵略者。后来听说他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一只眼睛被子弹打瞎，被人们称为“吕单吊”，他的名字在大展、螺门一带家喻户晓。

1947年夏，我刚满15岁。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逐步升级，到处抓人抽丁，弄得人心惶惶。再加上当局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老百姓不堪重负。家里人也整日提心吊胆，生怕我被抓去当“炮灰”。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当时展茅、螺门一带的贫苦渔农纷纷加入徐小玉领导的游击队（整理者注：此时已被中共苏北党组织收编）。我虽年少，但也渐生对当局残暴、腐败的不满。这年秋天，好友吕单吊找到我说：“纪尚，这日子没法过了，官逼民反，跟我一起参加游击队打国民党去。”并说干游击队有生命危险，要我自己决定。我想想家里生活这么困难，一贫如洗，不造反是没有活路了，就准备跟吕单吊投奔徐小玉部队。1948年1月初，我跟吕单吊到茅洋林家正式参加了徐小玉领导的舟山群岛游击支队（以下简称“舟支”）。

到“舟支”后，我记得见到了支队长徐小玉、副支队长江之铭，还有朱松基、刘凯等人，当时部队有100多人。那时，徐小玉的名声蜚扬，如雷贯耳，影响很大。他40岁左右，身材不高，络腮胡子，两目炯炯有神，十分威严。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造谣诬蔑他“青面獠牙，面目狰狞”，没见面似乎神秘莫测，但一见面接触，我觉得谣言不攻自破。他和蔼可亲，十分和善，时常含着微笑，也没什么架子。徐小玉、江之铭等支队领导见我人小机灵，让我当通讯员，做些瞭望、侦察敌情的工作，先后随部队到黄杨尖、北蝉、钓门、钓山、洞岙等地活动。部队当时给我们每个人发5斗米做月饷，折钱5个银元。

我参加“舟支”不久就参加了一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即著名的塔岭伏击战。1948年1月9日，我们部队到塘头冷水坑宿营时得到情报，说国民党定海县保安警察第三中队中队长兼沈家门警军联防办事处主任王雪瑜带警士6人住宿在螺门，准备第二天去展茅、芦花活动，并扩充人马，图谋对付“舟支”。保警三中队和王雪瑜是我们“舟支”的死对头。王骄横傲慢，不可一世，多次狂嚣要消灭我们。为了杀杀王雪瑜的威风，支队领导徐小玉、江之铭等决定在王雪瑜一伙行程的必经之路——展茅塔岭进行伏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20多个同志在徐小玉、江之铭、何育芳（“舟支”直属中队中队副）等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埋伏在塔岭小青岙山脚两侧树丛中。我跟江之铭、一个姓李的中队副则埋伏在塔岭北侧。李中队副交给我一支2号木驳枪迎敌。时近中午，王雪瑜等骑自行车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后，“舟支”指战员凭借地形和火力优势，南北夹击，正面强攻，打得王雪瑜等敌兵躲在路边大石头后面，抬不起头来，我也手持木驳枪狠狠扫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负隅顽抗的王雪瑜被当场击毙。塔岭战斗“舟支”大获全胜，除一敌兵车胎爆破未过岭漏网外，全歼号称“舟支之虎”的王雪瑜和5名警士。战斗中，我方战士张友全腹部中弹，后不幸牺牲。战斗结束后，同志们撤回茅洋、钓门休整。

不久，领导上调我给副支队长江之铭当通讯员。当时由于环境恶劣，部队经常行军，餐风露宿，南北辗转，行踪不停。我那时虽然年龄较小，但在江之铭、李中队副等人的影响教育下，革命理想日益明确和坚定，觉得能够为穷苦人打天下很有出息，精神始终很饱满；再说革命队伍官兵平等，相处融洽，互帮互助，因此尽管部队生活异常艰苦，但是都能坚持下来。

1948年3月底，我跟随江之铭、何育芳、李中队副、吕单吊等人转入东海游击总队（以下简称“东总”），并继续当通讯员。“东总”由王起（时任中共浙东临委委员）兼任政委，江之铭为副总队长，有3个中队和一个特务分队，近300人，人员、武器装备都还可以。这年5月底，我又参加了“油岭战斗”（油岭位于洞岙和吴榭之间）。这次战斗伏击的对象是国民党定海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刘步超带领的下乡抽丁征兵人马。油岭战斗我方伤亡比较大，有5人阵亡，第三中队（代号“解放”）中队长刘凯等4人负伤。尤其是事务长夏自由（展茅夏家人）英勇牺牲。听说被敌人残忍地割下头颅挂在沈家门示众，我非常难过，心里像刀剐一般。他平时对我这个小战士非常照顾关心，看我长身子的年龄，时常弄些好吃的给我。浓浓战友情，我只有把怒火发向敌人。后来我又随部队参加了龙堂岭、黄沙等战斗，经受了枪林弹雨、战火硝烟的考验。

1948年8月上旬，部队开拔到大展茅洋，我看到王起、江之铭等“东总”领导人神色严峻，似有重大行动迹象。不几日，部队主要领导在林家林忠平家开会，我奉命担任警戒工作，会议具体内容不清楚（以后才知道是中共东海工委及“东总”等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茅洋会议”，部署部队南进台属地区）。其间隔了五六天，部队就开始行动，向螺门方向集结。一天在螺门吃好晚饭后，“东总”300多人分乘10艘大捕船（帆船）浩浩荡荡扬帆南进。我紧随江副总队长身旁，半夜船到六横戏文山外海面暂泊。翌日凌晨，部队在平峧登陆上岸，江之铭率我们一路就直扑双塘乡公所缴枪。当时伪乡长以及所人员看来已有所闻，早作鸟散状逃命去了。我们冲进去时，乡公所人去房空，屋内一片狼藉，桌上散落不少已做好的“派司”（身份证）。我们没遇什么武装抵抗。后来“东总”发动群众缴枪筹款，王起、江之铭等领导召集乡保长（亲属）开会，宣传部队政策。大意是，我们都是共产党新四军，不是土匪，叫老百姓不要害怕。同时部队发动群众寻找枪支线索，实现缴枪筹款计划。六横岛的警察所、自卫队、乡公所及地方乡绅都拥有大量枪支弹药。但由于我们这次行动仓促，再加上此地无甚群众基础，近几天的缴枪筹款行动收获不大，仅“东总”大队长王荣轩率领的主力缴获伪警察所电台一部。可是这个时候部队仍犹豫不决，待在六横不动。

3天后形势突变，大批国民党军队上岛“围剿”东海游击总队。记得当时我跟江之铭、李中队副、吕单吊等人在下庄庙附近一地主家里宿营。战斗瞬间就打响了，江之铭命李中队副立即带我们占据有利地形迎敌。我们爬到山上观察，看到大量国民党士兵从军舰上下来，蜂拥上岸，在舰艇炮火的掩护下，向我们发动猛烈进攻。国民党军武器精良，发射的枪榴弹哗哗作响，天空中硝烟四起，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东总”有很多指战员牺牲。面对强敌，我们虽势单力薄，但顽强抗击，双方激战一直持续到傍晚。后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总队领导决定准备乘夜撤退突围。黑夜中我与江之铭副总队长等10多人撤出战斗，向无村庄的稻田里隐身寻路突围。突围行动前后，我们与李中队副、吕单吊失散。我至今特别难忘他们两位。李中队副当时约二十七八岁，人长得很魁梧，力大过人，依稀记得好像是洞岙人。他平常像大哥一样关心爱护我，我们情同手足兄弟，六横失散后他就生死不明了。吕单吊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他从六横突围出来后不久在展茅大施岙被捕，后在定海白虎山慷慨就义。

夜色漆黑，风雨如盘，流弹飞曳。江之铭带我们从露水稻田里钻出来摸到泥涂，再到海塘边寻船。在海边，我们发现国民党多艘军舰在海面上巡逻，探照灯发出强烈的光芒，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封锁很紧。半夜时分，我们好不容易发现一只舢舨，推落海后向虾峙方向划去。一路上行驶得惊心动魄，敌舰探照灯扫过来时，我们趴在舱板尽量隐蔽起来，不照时就拼命划船，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虾峙。到虾峙上岸后，江之铭出钱请一保长再用船将我们10多个人送到老碶头，然后在附近“狗尾巴”山边一只庵里隐藏起来。这时，江之铭提出大家集中在一起行动不便，叫我们先各自回家隐蔽待命，等突围部队全部出来后，再设法通知我们归队。

六横战斗后，国民党军警抓紧搜捕我“东总”指战员。我回茅洋没两三天时间，伪保长闻讯就带保警一中队人员来抓人。记得我当时正在田地掏番薯，即被他们五花大绑抓去，关在大展庙。一同关押的还有差不多同时间被捕的“东总”战友翁才福、徐尧清等。落入敌手后，我们受尽严刑酷打，敌人企图从意志上摧垮我们，但我们始终没有屈服，战友们相濡以沫。翁才福人称 “螺门县长”，担任“东总”螺门站联络员。他沉稳老练，教我斗争策略。他叫我不要承认是“东总”战士，只说是挑夫，并鼓励我和同狱难友坚持斗争。后来，他和徐尧清被敌人押到刑场枪决，我也被解去陪绑。面对刽子手的枪口，翁才福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他蔑视敌人：“开枪吧，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战友就义前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震撼了我。后我又被押解前往芦花庙、北蝉洪家、白泉等地，敌人如法炮制，刑讯拷打，法场陪绑。我尽管受尽非人苦难，但坚不吐露“东总”丝毫秘密。

不久，我和其他几个难友被押上汽车，送到定海北门国民党警察局牢房。敌人继续折磨摧残我们。警察局牢房充斥着各色各样的人。当时牢房如同“地狱”，“犯人”犹如猪狗。里面一天吃两餐“饭”，一餐一人一碗喂猪的烂渣米，难以咽口，根本吃不饱。而且开饭时，关押人员总是争先恐后，秩序非常混乱。一次开晚饭时，我借口上厕所乘乱跑出来，披星戴月连夜逃回家隐匿起来。

1948年底，厄运再次降临到我身上，国民党87军到大展抓壮丁，我不幸又落入魔掌，被迫当了一名“国军”士兵。先在沈家门泗湾受训了3个月，然后被派到军部给参谋长当勤务兵。

87军军部设在沈家门大乡绅陈满生家。国民党当官的对部属态度蛮野，根本不把我当人看。该参谋长稍有不顺，就拳打脚踢，破口大骂，我待在国民党军队里非常痛苦。“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每天格外思念“东总”的战友，盼望着有一天能重回革命队伍。到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已连吃败仗，其官兵惶惶不可终日，开小差的人很多，士兵、班长乃至排长经常大批溜走。我不甘心充当反人民的内战“炮灰”，决心摆脱这痛不欲生的生活，找机会脱身。

1949年农历三月廿八夜晚，月黑风高。我乘隙从军部逃出，沿沈家门宫墩、鹤龄泉，向大展方向奔去。越过南岙岭、塔岭，等我深夜跑到大展柴家时，人已经气喘吁吁了。正当我松一口气时，路上又蹦出“程咬金”拦路，几个在此活动的国民党52军的士兵发现并扣留了我。因为他们见我身穿黄军装，孤身一人，顿生疑窦，非要我去见他们连长。“不好！”我暗暗想，要是见了他们上司，还不把我当逃兵抓回去，就连忙和他们套近乎，磨蹭时间，伺机脱逃。就这样一前一后走着，我故意说：“老兵，长官派我出来办事，我不熟悉这里，迷了路了。”52军的士兵都是外地人，他们狐疑地盯着我，似

信非信。我东拉西扯盘算着如何脱身。不多时我乘带头士兵不留神，拔脚就向前狂奔，后面的士兵见状大叫：“站住！快站住！再跑打死你……”并紧追不放，同时开枪射击，子弹“叭叭”从我身边飞过。我凭借熟悉本乡本土地形环境，七拐八转，与他们周旋，后来追兵终于被我甩掉。逃到家里已近拂晓，为了自由我整整跑了大半夜。

我回大展茅洋后，即在家务农。虽然与“东总”失掉了联系，但我仍牵肠挂肚，心里时常惦记着部队和战友，坚信东海游击总队会打回来，会来解放受苦受难的家乡。1950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舟山岛，我在家乡迎接解放。回忆在“舟支”和“东总”这两支革命队伍的战斗生活，我终生难忘，尽管我以后个人道路颇为曲折，但比起那些为革命事业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来，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