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丽琴
好好学习，考大学，入党。
父亲常说这话。他是个农民，略通文墨，在村里当了十几二十年的村干部。父亲说那话时，我年纪尚小，勉强理解考大学：学文化，学本领，跳出龙门，过电灯电话的日子。然而对于入党，我内心是模糊的。但也不完全陌生，生于浙西贫穷而闭塞的山村，我在母亲不成曲调的哼哼声里听到过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纪律……也在外婆经年累月的絮叨里听过党的故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思想可好着呢。
那时，我无法了解更多的党员故事，目之所及，无非是父亲，这个最亲近的党员给我的言传身教。记忆深处，是五六岁那年，村里建造加工厂，用于加工米面年糕等。父亲早出晚归，时常不见平日里总捧着书，或扛着锄头、穿着蓝色大布衫和绿色解放鞋的父亲。
爹爹呢？我问母亲。
还能在哪里，加工厂里搬砖呗！母亲不无幽怨地道。
过了些时日，平常的午后，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打破了老屋的宁静。
嫂嫂，不好了，金昌被砖头砸中了，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你快跟去看看。来人是和父亲一起在加工厂干活的同村堂叔。
母亲面如土色，放下手里的麦秸秆，转身到堂屋拉出载重自行车，朝着大路的方向飞奔而去。
黄昏，母亲回来了，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父亲。只见他面色苍白，额角处，针脚蜿蜒，宛如蜈蚣，像长龙盘踞，新鲜的痂还透着血红。
我怯怯地喊了一声爹爹，就再也不敢说话。母亲连珠似炮地朝父亲开火了。
“这样子舒服了吧？”是给你开工资了还是怎么？
父亲闭着眼睛道，虚弱略带恼怒：“张嘴就是钱，你以为我想被砸到？谁还不是出工出力？一停下来，下半年打年糕啊榨粉干啥的都跟不上，到时候去隔壁村，你们又嫌弃路难走。”
加工厂事件给父亲留下了后遗症，视力受损和头疼病。
即便如此，那些年，父亲今天帮村口的老婆婆挑担，明天帮村尾的孤寡老人粜米。今天给村里打井，明天上门修电灯。有时，他也是消防员。他似乎是全能的。
那时，农村的防火意识不强，加上房屋不是茅草房就是三合土，门前屋后堆着木柴，烧饭烧水都是明火。有一场火灾，就在村东头，先是有人闻到了空气中焦糊味，循着味儿，人们确定了那家大门。彼时房屋主人都不在家，父亲果断起开她家门锁，一边灭火，一边召集村民搬东西，把损失降到最低。后来，那户人家还特意来我家道谢。
面对感谢，父亲似乎无所适从。他并非木讷之人，到了古稀之年，说起旧事，常常用两三个字打发我的疑虑：良心。毕竟，八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之初，身为村支书，却比村里大部分家庭都穷，屋瓦简陋。那是因为他把很多时间花在了村里大大小小五百户人家上，自己家里反而顾得少了，不是良心是什么？
父亲不善纳财，遵守农民本分，相信土地和脚踏实地的劳作。所以他当村支书那些年，村里平平稳稳，宁静和朴素。
打破宁静的，是殡葬制度改革在村里的实行。几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都用尽生平力气嘱咐儿女自己不要火化，其中也包括奶奶。
眼看着殡葬改革推行遇到了阻碍，父亲忍着内心的悲痛，背负着不孝之子的骂名，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奶奶送到了火葬场。奶奶就这样成了村里第一个化为轻烟的人。
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和父亲谈论过他当时的心情，我知道，怎样的说辞，他都会以一种方式结尾，那就是，我是共产党员。
就是这小小的四个字，成就了父亲的平凡，也成了父亲的荣光。老屋拆除重建，许多物件都随着挖土机，像一颗尘土掉进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找不到他们来过的痕迹。新屋落成，父亲把自己一本本优秀党员证，一块块奖牌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时不时擦啊抹啊，仿佛那是他心底里最明亮的光。
这光，是父亲的明灯。我见过他在汶川地震后主动捐款，也见过他在疫情期间早出晚归，并三番五次询问给武汉人民捐款捐物的方式。他心软，见不得别人苦。
所以当年修路拓宽时，恰好涉及到我们家橘子地，二话不说，挖。但母亲怎么会同意？亲手种下去的橘树苗，亲眼看着半人高的橘树梢头挂果，指望着它们分担一些开销，承担两个半大孩子的学费书费，母亲的不同意有理有据，然而父亲也很坚决，坚决不做拦路虎，所以他偷偷挖。有了父亲带头，其他村民也就自然而然配合支持了。机耕路修缮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都说，要致富，先修路，父亲虽然不是致富领军人物，但他为村民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奔向幸福的路。
如今，父亲年近古稀，作为一个党员，他平平无奇，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就在去年，父亲的前任村支书，拿出了四十万元作为自己的党费。坦白说，起先我不但难以理解，还很是不屑一顾。但父亲却说，如果条件允许，他也会那么做。
看着我的诧异，父亲又说，你们这一代人是不懂我们老一辈人对党的感情的。
不，也许最初是有不懂，但看着父亲，看着比父亲更年迈的捐出四十万元党费的老党员，看着村里那些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事事跑在前头，干在前头，我怎么还会不懂他们的感情？忠诚，拥护，以身作则。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党员的品格，看出了党的风采。如今，虽然我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一名党员，但我始终一名被党的光辉映照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这是我这个平凡人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