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下午，阿塞拜疆申遗现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现场，掌声此起彼伏。这一年，一个名字被无数次提起，这个名字是施昕更，他是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者和发掘者。

1912年农历六月二十，施昕更出生于杭县（今余杭）良渚镇一个破落困窘的小商人家庭。施家祖上也曾做过官，但到施昕更父亲这一代，已是没落。施昕更从小聪颖，很受老师喜爱。小学毕业后他考入杭州第一中学，家人高兴之余却又犯难：学费哪里来？好心的老师给施昕更送来一笔钱，对他说：你将来要为良渚这个地方服务啊，更要为中国服务！

读完中学后，他被老师举荐到西湖博览会作讲解员；博览会改为博物馆后，他任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绘图员。1936年5月31日，他在参加古荡考古发掘时，面对出土的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想起在老家良渚曾见过这种东西。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回到良渚，果然搜集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7月间，他再回良渚，在一个枯涸的塘边，捡到几件石器，同时发现许多散布的陶片及陶鼎足，他感到莫大鼓舞。11月初第三次摸底时，在良渚的棋盘坟，他捡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他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特别受《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觉得捡到的陶片与山东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而这一两片黑陶，就是著名的良渚黑陶。

西湖博物馆肯定了施昕更的新发现，报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良渚进行田野发掘。从12月至次年3月，由施昕更负责，田野发掘工作分3次进行。“我对于这遗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谫陋，毅然负责作三次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获，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吧！”这是施昕更的心迹。

施昕更一边发掘整理，一边查找资料，到1937年4月，已经写就5万余字的考古报告，绘制图片100余张，定名《良渚》，副题《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交付印刷。但卢沟桥的炮声，让时局急转直下。此后，博物馆西迁，杭城沦陷……施昕更的心血之作，直至1938年才在“孤岛”上海问世。这部报告，以及施昕更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良渚·卷首语》中，施昕更悲愤写道，“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的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确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抗战全面爆发后，施昕更投笔从戎，被博物馆馆长董聿茂推荐到瑞安抗日自卫会任秘书，宣传抗日。因积劳成疾，缺医短药，1939年5月29日，他在瑞安县立医院病逝，年仅28岁。两三年后，妻子也离开了人世。

施昕更有三个孩子，分别叫忆良、建良、建安，寓意忆念良渚、建设良渚、建设安溪（岳父母家乡）。三兄弟只有忆良活了下来，忆良的儿子时英，继承了爷爷的遗志，继续从事着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工作。

□徐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