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发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毕业后分配在省石油地质大队，一开始在井队当工人，1979年落实政策调到大队部机（械）动（力）科管理机械设备。科里除了科长还有4个人，我最年轻，当然干的杂事也最多。开始时以编制设备档案为主，也要随师傅们跑各下属单位，有时也去全国各地与厂商协调设备事项。

正值改革开放，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我们大队也被寄予为省里寻找石油的厚望，分配到一台进口的日野40吨平板车，要去北京办手续。科长让我单独前往！兴奋了一个晚上忽然想起，那么远能坐一趟飞机多好，但地位太低又不敢提，就去火车站转了一圈，那真是人山人海啊，尤其是去北京的人，干脆对科长说买不到票。哪知科长去请示了一下回来说你飞吧！正中下怀，那个开心啊！飞一样的赶到了武林门民航售票处买了机票。

乘的是三叉戟飞机，飞机不大，有三个发动机，分别安装在尾部的垂直舵和左右水平舵上。由于发动机后置，机舱内较安静。我没坐飞机的经验，也可能当时的飞机性能尚不理想，下降时耳朵痛得要命，以致把雨伞落在了飞机上。几天后想到售票处可能会有失物招领处吧，到那里问了一下。哪知服务员啥也不说，不问哪一天、也不问航班号，连颜色都不问，翻出一把折叠伞扔了给我，这种伞在当时可不多见啊。这么好的事？真不愧是北京啊！

当时的北京最能体现出国家那种春潮涌动的样子。石油部招待所设在地下室大厅，整个大厅像个巨大的仓库，用毛竹搭满了铺着麦秆的“货架”，称之为“通铺”，旅客像货物一样成排地睡在“通铺”上。这么差的环境，却住满了全国各地和我一样来京出差的人。

第二天到国家物资总局华东一级站提车。在杭州时，一接到任务我心里没底，师傅们都安慰鼓励我。我问凭什么去提车？支票还是钱？科长说：“都不用带，拿着分配单直接去提就行，你就说钱以后给。”啊？！有这样的事？我就照着样对业务员这么说。“你们是哪个省？”“浙江”“啊！～浙江不行，你们老是不给钱。”人家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之间可以划账，先拿了东西再算总账，结果浙江要了东西不付钱，人家不乐意了，这可苦了我。赶紧打长途，科长要我待在北京等钱，于是我就开始漫游北京啦。

“慢”　游

谁知这漫游竟成了“慢”游，在北京一待就待了20天！学着师傅们的样，我买了一张地图和月票。在杭州时，乘车月票都是这个月底开卖下个月的，月初截止；但北京不同，只要有一张照片，随时可买当月的月票。每天，我拿着一杯水和地图去逛北京，除了圆明园没开放，其他地方都去了，还去了天文馆、皇史宬等少有人去的地方。皇史宬是皇宫的档案馆，里面放着很多巨大的箱子，都描龙画凤做工考究。和去天文馆时一样，那天就我一位游客，在陈列着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一份皇帝批评王有龄对太平军作战不力的文件。

王有龄是我的先祖，时任浙江巡抚，适逢太平军围困杭州，因官场派系斗争，孤立无援。粮尽弹绝之际为免生灵涂炭，投降自尽以身殉职。死后朝廷一天连发两道圣旨表彰他体恤百姓，封他为壮愍公。人都没了再大的表彰还有何用？！

当年北京啥都好，就是饭店少。刚刚开放，大家都涌向北京，吃饭成了大问题。有数的一些小饭店，一到饭点便人头攒动。一天中午见一家四川饭店卖担担面。不知道是啥东西但人不多，于是买了一份，结果一到手就傻眼了。红红的一碗还没吃就已是一身汗，眼泪都出来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等。肚子早没了油水，想起有名的北京烤鸭，就到了全聚德。想象中的烤鸭店应该是一家卤味店，称上几两，付钱取物走人，可推开大门就傻眼了。只见厅堂里站着一排身着旗袍的服务员，齐齐地向我鞠躬，这阵仗没想到也没见过。退是退不出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啦。好在服务员主动上来打招呼：“您用点什么？”“我，我，吃不了一只鸭子。”我脱口而出。“您可以来半只。”“半只也吃不了。”“您可以来1/4只。”这您、您、您的，是在嘲笑我啊！再说吃不了是不行了，“好的”。“3块”。当年一只北京烤鸭只要12元！“您用米饭还是面饼？”“吃饭！”一个多礼拜没吃过米饭了，我冲口说道。那位小姐姐肯定又在笑话我乡巴佬了。找到座位，这么个大堂里只有三四个像我一样的单身客人，估计都是来京出差，到这里来当傻瓜的。每位客人面前摆上了三四个小碟，京葱、黄瓜、酱等等等等，到底是京都啊，吃点卤味都那么讲究！那酥脆的皮，一咬一声响、一口油。现在提倡少吃油，可当时每人每月只有4两油！那脆脆的皮和润润的油在嘴里产生出了从未有过的、十分美妙的感觉，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再怎么细细品味，1/4只鸭子还是一会儿就没了。接着又上了一份我没点的黄瓜鸭骨汤。小姐姐贴心地说：这是您那份鸭子的骨架汤，请慢用。太感动了！这时邻桌客人喝完了汤又上了一盘罐头橘子，马上就想我也有吗？但不好意思问，就暗示同桌的客人，他不假思索地去问服务员，“您点了吗？”知道“宴会”到此结束了，赶紧走人。

北京之行最感人的是北京大妈，招待所是一塌糊涂的，可服务员大妈很贴心，由于钱迟迟未到，我带的粮票用完了，那会儿各地粮票不通用，跨地区要用全国通用粮票，我嚷嚷着要回家了，科长要我再坚持几天。一天，大厅里的人都出发了，一位大妈见我一个人坐在铺上，就关心地问怎么啦，我把这事讲了，结果她和几位大妈凑了几斤北京粮票送给我，明确表示不用还，而且都是细粮票。当年全国缺粮，北方供应的粮食分粗粮和细粮两种，粗多细少按比例搭配供应，细粮是大米和面粉，多给孕妇、病人和小孩吃，粗粮是多种杂粮，因此细粮票很金贵，但大妈们知道我是南方人，吃不惯杂粮，送给我的是省下来的宝贵的细粮票。几十年啦，我一直忘不了她们。

我天天跑邮局，该去的景点都去了两遍（烤鸭店不在此列），还在颐和园尝到了刚开始进口的可口可乐，两角四一瓶（感觉味道比现在的浓）。20天后钱终于到了，我告别了大妈们，要去天津塘沽港提货啦！

回　家

大队部对这次行动很重视，由科长带领5位驾驶员开着一辆钱塘江牌杭州自己生产的4吨平头卡车，装满了汽油（自己用）和柴油（新车用）到天津与我会合，当然科长还好偷着过过开车瘾。当时汽车燃料也限供，却没有通用油票，跑长途只能自己带油。经过几天的跋涉，师傅们都已疲惫不堪，我自然要主动服务，大家都是第一次到天津，一致要去狗不理。包子要现做，等的时间很长，稀饭先上。结果师傅们喝饱了稀饭，一个包子都没吃，我一个人吃了三斤狗不理！终于可以回家啦。又一段难忘的旅程开始了。

高速公路这会儿还没有，连沥青路面也只能在大城市里见到。一般公路几乎全是砂石路，汽车一跑，晴天都是灰，雨天全是泥，而且到处坑坑洼洼，跑着跑着钱塘江汽车陷进了坑里无法自拔。师傅们商量后决定让日野车来拉，但先要把挂车卸掉，可谁也没弄过。科长捧出了说明书交给我：“小王，看看怎么弄？”我对照图册找到把手解开了锁具。此举竟得到了全体人员钦佩的目光。科长说：“大家看看，全英文的！要读书啊！”我当然谦虚地啥也没说。

住的，是公路边的大车店。茅草棚里照例睡通铺，院子里是停着的马车和马厩，拴着吃夜草的骡马，空气中弥漫着旅客做饭升起的烟火和骡马的屎尿等等的混合味，冲澡是自己去井里打水。回家后，妻子发现我身上有很多虱子。

两餐主食自己烧。车队带了一只自制的大煤油炉，有两层芯子（一般家用的只有一层），用柴油当燃料，还有半袋大米和其他炊具，这回程的饮食就交给我啦。一早去集市上买菜，到点了车队停在公路边休息，我摆摊烧饭做菜，吃完后再出发。第一天,师傅们就表扬我说菜的味道好。原来他们来京的几天菜里都没有味精，而我也只不过在冬瓜里加了点咸菜而已。一天中午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处白茫茫一片，车都开不了，只能躲在大树下。我惦念着远处另一棵树下的炉子，又不想弄湿衣服。科长鼓励我光着身子去，“这么大的雨一个人都没有，没事的，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都这样。”其他人一同起哄，我死活不肯。直到雨停了，赶紧跑出去，还好炉子早被浇灭了。

天津到杭州1000多公里吧，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足足跑了一个星期，我们回到了大队部。十分感谢科长对我的信任和师傅们对我厨艺的容忍。难忘的、近一个月的差（旅）程结束了。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苦中带甜的岁月、同事之间纯净的友谊和包容仍会不时呈现在眼前。老同事啊，想你们！如今可安好？

□王霖生

（作者系浙江公路技师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