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父母都在城里帮我带孩子，我们一家人从分隔在乡下与都市两边，到重新朝夕聚在一起，回老家的次数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一个周末，我回了一趟乡下老家，顺便去看望了几个大伯。暌违半年多时间，没想到在我心中山一样岿然有力的二伯竟然失聪了，我心里很是难受。

二伯在我心里是一座山，源于我父亲的讲述。父亲多次跟我说起过他的三位兄长。在父亲十来岁下地割草、上山砍柴的年纪，年长父亲十四岁的大伯已成家生子，还是生产队的会计，有他自己的小家庭和工作要照顾。三伯比父亲虽大了四岁，但身材瘦长，不仅力气和身板一样单薄，干活也很嫩，且还是贪玩的少年。二伯长父亲八岁，此时正18岁，步入成人，虽个头不高，却长得粗壮结实，是村子同龄人中少有的“大力气”，光独轮车拉萝卜就可以拉千把斤。二伯不仅身子底子好，干活肯出力气，不偷懒，而且头脑灵活，手脚灵巧，一些在别人身上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笨重粗活，二伯也能相对轻松对付。父亲说，那时只有和二伯一起干活心里才踏实，才感觉有依靠。所以，二伯在我心里也就像是一座山，一个岿然有力的人，我也特别亲近二伯。

工作以后，我常去二伯家串门，二伯也常常跟我讲述他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十分深刻。我们村除了南面有小河，北面还枕着衢江。每年汛期，一江一河常常南北联手把夹在中间的村子和田地淹没，真个是水漫金山。1969年，大队决定在村南小河边动工兴建3800米长、高和顶宽均为4米的围堤，在村北用大石料填筑8个大丁坝阻挡洪水侵害。19岁的二伯参加了工程建设，一天两趟，徒步30多里路去社阳山里拉石料。一年下来，工分共计8000多。大队支书说，你一年的工分比两个壮年劳力还多得多，这钱没法算。二伯也不言语，拉着他就去大坝。来到大坝底下，二伯言辞铮然地说，六月天大坝下日头直晒，风都没有，不要你做工，就在这蹲着，你待半天试试？！支书暗忖了一会儿道，这样吧，工分打八折，剩下的两折用布票粮票算给你。那年年底“一字清”，奶奶家从生产队分到了400多块钱，同生产队的财发家力分红也有500来块。一个生产队有两户人家分红合起来有1000多块钱，轰动了。70年代初，洪畈水库第二阶段工程动工建设，二伯又参与水库建设两年，吃住全在工地，一天10个工分外加4个工分补贴，当时女子一天工分最高才不过5个，二伯一人就顶两个劳力。1973年，爷爷因肺结核去世，23岁的二伯顺理成章成为家中的第一劳力和顶梁柱，成为父亲心中最为踏实的靠山。

如今，这个从小支撑起一片天地的坚强有力的人，双耳失聪，沉陷在寂静之中，连同他汗水涔涔、坚忍不拔、意气风发的故事一并湮没在喧嚣的世界里。我把二伯的故事记录下来，化作一份对岁月的敬意，一份对在真实世界里努力生活的人的敬意。

□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