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维军
四、李叔同致黑田清辉函
1905年8月12日，李叔同离开天津，取道沪上，东渡日本。次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东京美术学校的撰科入学考试。1906年9月29日入学就读该校西洋画科，师从日本著名画家油画科主任黑田清辉，并在中村胜治郎、长源孝太郎门下学习西洋画。
1911年3月，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4月返国。4月27日，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和教务长顾石臣商议后，决定聘请李叔同任该校图绘教席。5月李叔同又至东京，为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购买用品。离开东京前，李叔同给老师黑田清辉写了封信。
这通李叔同致黑田清辉函，是中央电视台导演敦康于今年4月为拍摄李叔同资料片，去日本挖掘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时的史料时，在东京艺术大学附近的东京国立博物馆黑田纪念馆查找资料时发现的，此前未为国人知，故《弘一大师全集》等当下诸多资料中皆不曾收录。
信中李叔同向老师黑田清辉告知此次来日本之缘由，本拟登门拜见师长，但因事务匆忙，未能如愿，深感遗憾，以表歉意。信中，李叔同还叙述了自己毕业后4月回国前，与业师中村胜治郎之间曾起隙，引得中村先生不快，当时李叔同也曾赴中村府上，当着大给君的面，给中村师叩头谢罪，意在平息此事。但近来李叔同听闻中村先生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不能放下，李叔同本想借此次再来东京的机会，再次登门，当面道歉，但最终还是忧惧不敢访问，故在给黑田师的信中，拜托黑田在中村先生面前代为劝解，以求化解旧隙，冰释前嫌。为使阅览者清晰信中所述内容，笔者现将李叔同致黑田清辉的函抄录如下：
拜启
仆于四月顷返国，已觅定直隶省高等工业学堂教员之职。本月因购买学校用品乃到东京，事务匆忙，不得拜谒先生，遗憾千万。今日乘汽车去东京，行将返国。谨书寸柬，以表歉忱。
又有陈者。仆受中村胜治郎先生之教训，於兹数年。今年以来，因访问疏润故，而中村先生颇起不快之感，此今年四月顷仆将返国前之事也。其时，仆已至中村先生之宅，叩头谢罪，乞其海容。（此时大给君在座中，面觌此事。）私意自此彼我之感情，必可融惬。不料近来闻诸友人云，中村先生仍有不快之感。仆因此意外大惊。今将返国，将访中村先生，明此意见。但仆仅能叩头谢罪。此外别无良善之方法。因是忧惧，不敢访问中村先生。
以上之事，乞先生於中村先生之前，代为劝解。自今以后，嫌疑冰释，不再起不快之感，则幸甚。
李岸
李叔同的这封致黑田清辉函，共两叶花纸，落款未署时间，署就读美校时的学名李岸。从函文字我们可以清晰以下事实：
1.以往资料述及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回国的时间，大都不甚确切，都以1911年3月毕业后回国来表述，但依函意，可以明确李叔同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是在4月。
2.明确了李叔同自东京美术学校3月毕业，4月回国后不久，有再次去日本之事实和事由。
3.函中云：“已觅定直隶省高等工业学堂教员之职，本月因购买学校用品乃到东京，”可知此札之时间当在确定入职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之后。而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校长邢端与学堂教务长顾石臣商议决定聘请李叔同任职该校图绘教员的时间是1911年4月27日，28日，严修向李叔同转达校方聘用之事。故此函之时间可以明确为5月之后。
4.从信封上的邮戳和信的内容，可以推断这次去日本的时间。此函虽未有落款时间，但信函上邮戳“6.15”的日期依稀可辨，且函中文字云“本月因购买学校用品乃到东京”“今日乘汽车去东京，行将返国”，味其意，李叔同1911年6月上旬到东京，执笔此函之日将乘车离开东京，行将启程返回祖国。
5.体味函中语意和语气，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期间，与老师黑田清辉的关系甚是亲近，故有请黑田代为劝解中村之托付。
李叔同这封致黑田清辉的函，印证了笔者在2016年《李叔同与严修之交谊探考和史料发现》一文中关于“李叔同1911年4月上旬回国返津”“5月离开天津，再去日本，8月6日重回天津”的观点和考据。而此次李叔同6月15日将从日本启程回国，但抵达天津的时间是8月6日，那么整个7月，李叔同在哪里呢？又在做什么呢？其实这在时间上也间接印证了笔者在《李叔同与严修之交谊探考和史料发现》一文中所作的推断：李叔同携日籍夫人回中国的时间，并非1911年毕业后首次回国的4月上旬，而是1911年第二次日本归来的1911年6月，整个7月，李叔同在上海安顿好他的日籍夫人，8月6日再抵天津。如此分析推理，与李叔同致黑田函中所述时间相吻，事时相合。
五、李叔同、陈师曾书画合璧《太平洋画报》
1912年初春，李叔同从天津又来到了上海，这里曾经留下过他生活和学习的7年时光。彼时的上海已成辛亥革命的中心，他又要与这座城市、这个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来到上海后的李叔同，先是在杨白民的城东女学任教，又在朱少屏的介绍下于1912年2月11日加入南社。3月底，李叔同加盟沪上新兴的主流媒体、同盟会的主要宣传阵地《太平洋报》。李叔同负责《太平洋报》之广告和文艺副刊专栏，并主编《太平洋画报》。
李叔同主编的《太平洋画报》是《太平洋报》的附刊，随《太平洋报》发行，不定期，或隔三差五出一期，或连天出版，用连史纸印刷，都是免费随《太平洋报》赠送读者。1912年6月1日第一期发行。与其他报纸出版的附刊画报相较，李叔同主编的《太平洋画报》内容更倾向于艺术，以诗书画印为主；画报的编辑和版面设计非常别致，体现了李叔同艺术创新的一贯风格，其版式据内容不同而随机应变，并不类同，或立轴或册页或对联，颇具新意。《魏王僧墓志》、苏曼殊之《汾堤吊梦图》以及李叔同自己创作的书法和花鸟画等作品，都曾刊其上。
而《魏王僧墓志》则是李叔同珍藏的沧州刺史王僧墓志铭原刻拓本，该墓志全称《维大魏天平三年岁次丙辰二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故龙骤将军谏议大夫赠假节督沧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沧州刺史王僧墓志》，长、宽均为60厘米，志文为正书，共二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该碑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河南出土，系东魏天平三年（536年）二月刻石，侧有“沧州刺史王僧墓志铭”一行九字。原碑曾归沧县金石名家王国均、张之洞之子张权之手。后有摹刻本流传，李叔同所藏之本系原碑原拓，当为珍品，拓本左侧有李叔同所题“魏王僧墓志”“叔同藏”，钤印两方“李布衣”“息霜”，右侧则题“中华民国元年六月二日，编辑者太平洋报社，随报奉送，不取分文”。从这份刊行的李叔同藏《魏王僧墓志》，我们可以对《太平洋画报》的形式和内容了解大概。
《太平洋画报》存世甚少，一见难得，然天津有藏家收存若干纸。十年前笔者曾通过朋友问询，获得此藏家之联系方法，后多次联络，说明研究所需，盼能一阅，期望从中能挖掘出更多与李叔同相关之史料，然未能如愿。后又专程赴津，以求一见，亦乏因缘，无功而返。故今天能看到的《太平洋画报》仅寥寥数纸，得见者亦屈指可数。
三年前，一次偶然，笔者有幸得见一纸《太平洋画报》，此页半面是李叔同的书法，另半面是李叔同好友陈师曾的画。李叔同的早期书法和陈师曾的早期绘画都是稀见，而两人一页合璧更是难得一见之稀世珍宝。故在此不妨稍作介绍，共同分享。
这页李叔同和陈师曾这对“南李北陈”合璧的太平洋报，为素色纸，此纸左右平分设计，勾线以框，彼此两两相邻。左为李叔同书法，句录吴昌硕诗：“芜芜草色春风前，渡头老屋围溪田。牛羊鼓腹犬高卧，唯有白鸥饥看天。”落款：“李息息霜 写缶庐诗。”钤阴文方印：“臣本布衣。”字框外另划小框，李叔同自署：“李叔同书。”其时，李叔同与吴昌硕亦屡有交谊，李叔同在5月14日《太平洋报》“文艺消息”中撰文介绍其主持的文美会第一次雅集，就邀请有吴昌硕参会。右为陈师曾绘墨荷图。用笔省简，笔墨虽寥寥数笔，然形神具现，狂纵孤傲，气息昂扬。右上署：“朽道人 衡。”画框外另划小框，李叔同书署为“陈师曾画”，下署小字：“叔同藏。”钤白文方印：“广平。”整纸左下侧有李叔同所书：“中华民国元年六月九日 编辑者 太平洋报社 随报附送，不取分文。”
陈师曾（1876-1923），名衡恪，号槐堂，别署朽道人、朽者，字师曾，以字行。李叔同与陈师曾之交谊始于日本留学期间，是“淡白会”同志会友，彼此欣赏。回国后虽不曾又见，但对李叔同主持之《太平洋报》文艺栏目和艺术广告，陈师曾耳闻目睹，赞叹有加。《太平洋报》出刊不过一旬，陈师曾就在4月9日的《太平洋报》报端刊文撰书评价：“太平洋报短评体裁新颖，足唤起览者之美感，广告尤其特征。”李叔同亦在其主持文艺栏目的主要位置连续刊发陈师曾的画作，还在专栏“太平洋印集”“太平洋画集”中刊出陈师曾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并刊登陈师曾的肖像照片和润例广告。仅五、六月间，就刊出陈师曾画、印作品数以十计。当时应李叔同之邀，陈师曾还为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配画插图。经李叔同的大力宣扬，使得陈师曾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后人以“南李北陈”美誉之。李叔同对陈师曾画的荷花特别欣赏，曾为陈师曾的荷花小幅书跋题诗：“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听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李叔同出家前，还将自己收藏的十多种民间工艺品留赠陈师曾，陈师曾则将其绘入画中，题为“息翁玩具图”，并作题跋：“吾友李叔同於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其所藏玩物分以见赠，因图志之。上天下地有同好者，当不数睹也。戊午七月陈衡恪。”挂于室内，以不忘旧友。2022年嘉德春拍现此百年前画作。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的学生吕伯攸曾撰文《记李叔同先生》，发表在1926年第12期《小说世界》，文中就记录他在李叔同校宿中曾看到过这些工艺品：“我因为喜欢诗词，便和兰溪方云郎创嘤鸣吟社，社员五十余人，分甲乙丙三组；就请先生主持一切。先生亦乐于指导，每当鸡鸣风雨之夕，先生的室中，便多了些吟哦的声音了。先生的室中，布置很精雅。而对于中国自制的极粗拙的工艺品，收罗尤多，我们一走进去，但见壁间满贴着的，都是各种火柴盒上的商标画；书架上陈列着的，共有无锡泥人数百种（一小半，是我们休学旅行时，买回来送给他的）以及江北人做的各种玩具；还有那床前高供着的，便是一个画得五色斑斓的，插着几茎芦花的花雕酒坛。这些，都是先生认为至美的美术品。”吕伯攸在李先生室内书架上所见的这些工艺品，想必就是后来陈师曾笔下“息翁玩具图”中的原物了。
六、李叔同为《西塘李氏支谱》书题
李氏在百家姓中是为大姓，追根溯源，宗为嬴姓。李氏家谱、支谱、族谱众多，续修、再修等版本林林总总。成立于1894年的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藏有数以百计的各种李氏家谱，国内各图书馆所藏各地李氏家谱亦有近百。而在这众多李氏家谱中，笔者曾略有过目，查阅胶卷版一二，如上海图书馆藏本。
嘉善与平湖同属嘉兴，且与平湖紧邻，故对嘉善李正墀纂修的《西塘李氏支谱》多了些关注，找来阅读。李正墀，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字立子，又字致中、心郛，号信服、信孚、辛肤，光绪十九年（1893年）秀才，附贡生，恩赏六品封典，授州同衔。李正墀工诗善书，兼能治印，室名“茗香馆”，喜搜乡贤未刊原稿，曾抄录四十余家，并各冠于小传，编录成册，刊印流通，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西塘人朱国淳所著《皇华集附粤西纪程》，西塘柯鸿逵的《稻香阁遗稿》，柯鸿逵之子柯汝锷所著《梦池草》等，名曰《茗香馆丛钞》，著有《塘东樵唱百首》《茗香馆印商》等。胡朴安编《南社丛选》第五卷中有南社社友嘉善周斌为《茗香馆印商》所撰序文，赞李正墀刻石：“涉猎《说文》，研求抚印。中郎鸟篆，逼肖其真；安道鸡碑，群惊其妙。”
李正墀纂修的《西塘李氏支谱》，经笔者查阅上海图书馆藏本，知有两种。
一是1909年所纂《西塘李氏支谱》，两册五卷本，该谱扉页系其手书“西塘李氏支谱”，落款“正墀题”。后页署“宣统元年岁在己酉秋日纂修，第五号第十四世孙正墀珍藏”。为此谱撰序的是光绪己丑年（1899年）恩科举人嘉善陆炳琦；陆之序文后，是李正墀自序《李氏支谱序》，序文署“宣统元年夏六月朔 裔孙正墀谨序”。此谱共两册五卷，第一册共四卷，卷一世系，卷二世次，卷三世传，卷四世墓。每卷起页署“十四世孙正墀纂修”，册末编录“刊印李氏支谱领藏名号”，共五十六号，其中“第五号十四世正墀藏”。另有一册一卷，是附卷行状。
二是李正墀承先人族谱二十年一修之遗命，于1923年纂辑的六卷铅印本《西塘李氏支谱》，是1909年版的续修本。该谱共两册六卷，第一册为卷一“世系图”，卷二“世次”；第二册为卷三“世传”，卷四“世墓”，卷五“旧序跋”，卷六“杂录”。笔者所见之第一册缺封面，扉页是楷书“西塘李氏支谱”，一眼便识是李叔同早期书风，但无落款。急往后看，想在后面的序言文字中找到书题者的信息。此次修谱增加了朱襄耀新作之序，落款“中华民国十二年岁次癸亥仲春月侄婿嘉善朱襄耀并序”，序文中未有提及书题者。旧版旧序随后照录，未添新词。读至第二册，为之振奋。第二册虽封面残缺，但书题完整，与第一册书题之书风有变，然其面貌，仍见李叔同清晰特征，且此题有落款，虽残缺，可依稀能辨“乙卯”两字，既然有时间款，那其后应亦有署名款。
于是，通过各种资料数据平台搜寻其册之不同藏本，以求获观完整之书题。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找到缩印版1923年本《西塘李氏支谱》，封页和内容皆无残缺，封面上清晰写着落款“乙卯息翁”，此藏本封面和扉页之书题较上图藏本完整清晰，而息翁正是李叔同之自号，这就印证了自己第一眼的直观判断，此书题确系李叔同为之所书，所书时间是1915年，其时，李叔同正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音乐和美术教席。
至于李正墀和李叔同之间是否有交谊，书题因缘又当如何，笔者目前尚无考证，然李叔同与嘉善文士旧日之交谊，还是有迹可循的。
历史上与李叔同同为南社社员的嘉善籍社友有不少。据笔者统计，嘉善是浙江省南社社员最多的一个县，如沈道非、顾彦祥、李云夔、王文熙、沈机、周斌、周珏、顾余、陈以义、程杰、李拙、李绛云、孙逸清、余其锵、张庭辉、唐文骏、余其钰、顾振庠、沈砺、胡承枢、曹毋固、戴德章、戴绶章、孙讷、郁世羹等，清末民初，嘉善籍南社社员人数多达39人。从《西塘李氏支谱》封页所署时间“乙卯”可知，李叔同为此谱书题因缘之时间当在1915年间，而此时嘉善籍南社社员共有18人，这些嘉善籍的南社社员中有不少是与李叔同有过交集的，而且这些社员的入社介绍人中更有不少是李叔同的好友，如上面列表中的柳亚子、陈陶遗、高旭、费公直、冯平、邹铨、顾彦祥、王文熙、李云夔等与李叔同皆有交谊。
早在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求学时，高旭、柳亚子、陈陶遗主持《醒狮》月刊，与李叔同就结有文字因缘，李叔同的《图画修得法》《美术界杂俎》《水彩画说略》《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滑稽传题词》《天末》《喝火令》等，就先后发表在该刊物第二、三、四期上，李叔同还为《醒狮》题写了刊名。回国后的李叔同，于1912年2月11日，在上海，经朱少屏介绍后加入南社，入社书编号是211。加入南社一个月后的1912年3月13日，李叔同在上海愚园与上面列表中的柳亚子、冯平、邹钰、顾彦祥、王文熙、李云夔等四十余人，一起参与南社的第六次雅集，柳亚子主持会议，柳亚子在会上提议，请李叔同为南社社员设计《南社通讯录》并为之题签，李叔同慨然应允。会后社友们合影留念，并在杏花楼共进晚宴。1915年5月16日，在杭州孤山之西泠印社举行的南社临时雅集，李叔同与柳亚子再抒情谊，并合作书题“冯春郎事迹”碑。1916年9月24日，社友们又在上海愚园举行第十五次雅集，李叔同又与柳亚子、朱少屏、姚光及嘉善的周斌、郁世羹等34名社友在会上互叙情怀，畅论时势，再续交谊。
1916年，柳亚子考虑到近年南社社员人数不断增加，便授命李叔同，重新整理社员名录，编辑《重订南社姓氏录》。嘉善社友沈砺、顾彦祥、孙鹏、李拙、周珏、张庭辉、李云夔、程杰、王文熙、沈机、周斌、顾余、李绛云、余十眉、戴德章、戴绶章、孙讷、胡承枢、郁世羹、余其钰、曹毋固、唐文骏的姓名、字号、籍贯、居址、通讯地址等信息也都是经李叔同之手整理、编入《重订南社姓氏录》中的。
而李正墀与这些嘉善籍的南社社员大都交集友善，李正墀的第三个儿子李钟骐（1899-1982，字达三，号癯梅）受其父影响，与这些嘉善籍南社社员亦早有交谊。1917年3月，经李绛云、郁世羹、余其锵介绍，李钟骐也加入了南社，入社书编号为851，与李叔同成为同社社友。
1914年，李叔同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集合诸多同道好友及校内一众学子，课余之暇，组织成立“乐石社”，倡事金石研习，切磋商兑，李叔同亲任乐石社主任，以其所学，以饷多士，并刊行印集《乐石集》交流探讨。乐石社友中不仅有南社社友柳亚子、周承德、姚光、张一鸣、姚鹓雏、费龙丁、邱志贞等，还有嘉善籍社员李凤鸣（字子岐）。
正是李叔同与南社嘉善籍诸社友间有如此诸多交集，如若社友间互为绍介，嘱为《西塘李氏支谱》书题，想来亦系情理中之事；又李正墀喜刀石刻印，或以印石风雅，而彼此相交识，亦有可能；又或许彼此同为李氏后裔，溯之同族同宗，友辈介绍，获得交谊，遂笔墨留痕，也不无可能。若此种种，皆须进而挖掘史料考证之，方能明白清晰。但不管此中因缘如何，李叔同与嘉善并非空穴无缘。1915年，李叔同为《西塘李氏支谱》书题一事，系新见新知，当下资料文献皆未有收录记述，故在此一叙，且作拾遗，以充补阙，引后来者续究。
七、原钤本印谱《息翁藏印》
前些年，曾辗转各地图书馆，搜寻李叔同史料，因缘殊胜，屡有新见。2013年曾在南京图书馆偶见民国版李叔同藏石印谱孤本，且皆为原石原钤，印迹和边款清新，为当下所未见，系目前所见旧存李叔同藏印原石钤本之最精致者，此册亦为过往史料不曾有叙。虽所录印迹大都后世有见，然沧桑百年，保存完好之原石原钤印本，实属珍贵，孤本难见其二。故作如下概述，与众分享。
此李叔同藏印原印钤本共四册，书页高20㎝，宽13㎝。书面系无题之素面，宣纸本。所钤印石，每枚印面皆钤于单页，但凡有边款者，亦钤之另列单页，印事因缘交代清晰。第一册始自“能婴儿乎”，有夏丏尊为李叔同所刻“息翁晚年之作”、陈师曾刻赠的“前世画师”、王菊昆的“李息之印”、陈兼善的“息翁所藏金石”等印，终于邱志贞所镌之“息霜”，共20枚；第二册始于经亨颐的阴文“李布衣”，有徐星舟的“广平”、戈朋云的“当湖惜霜”（印面页被撕去，余边款页）、王匊昆的“息翁大利”等印，终于徐葆锡的“近黄昏室”，共19枚（20方）；第三册始于顽石生所刻“李”，有王福庵的“息老人”、王菊昆的“近黄昏室”、陈师曾的“李布衣”（印面页被撕去，存边款页）、经亨颐的“叔同”（印面页被撕去，存边款页）“哀公”、徐星舟的“三郎沉醉打球回”、叶舟的“一息尚存”等，终于陈兼善的“李婴之印”，共22枚；第四册始于傅廷辅的“李”，有李苦李的“李息息霜”、吴在的“李息”“李布衣”、邱志贞的“管领湖山”、经亨颐的“圹庐”、夏丏尊的“息翁”、徐星州的“漱筒长寿”“息”“息霜”等，终于陈师曾的“李息之印”，共20枚。从镌石时间上观察，最早的是1899年夏初，徐星州为李叔同所刻“漱筒长寿”和1899年戈朋云为李叔同所刻“当湖惜霜”；最迟则是叶舟于1918年五月为李叔同所刻“一息尚存”，而李叔同藏存之印石，于出家前悉数赠与了西泠印社，存于孤山鸿雪径石壁印藏之中。如此思量，此本原拓印本之时间，应在1918年印石捐出之前。若需详细了解和深入探究，可至南京图书馆查阅原石钤本。
八、结 语
探索无止境，研究有新见。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立足点是文献资料，而通过对这些李叔同过往史料的再整理、再发掘，可以唤醒沉睡时空的前尘旧事，从中获取新的信息，为李叔同晚清民初文艺活动、文友交谊以及其思想脉动和生命轨迹等方面的研究，提供资料补充和史据支撑。对原始资料的深入发掘，不仅充实了李叔同资料数据库，而且拓宽了研究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继而延展研究课题，丰富研究成果。
以上种种，《弘一大师全集》未曾收录，梳理若干，聊作拾遗补阙，以供世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