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地处兰溪以北，靠不上山，傍不得水。除了外出打工，老家人多以刨土为生。或许是因为吃苦受罪太多，老家人都巴望着从土地里刨出个大学生来。 

　　村上顶有知识的文化人就算老“副”，其实他本姓王。他考上中专那年，全村人都吃了他家的筵席。老支书专门提了两瓶“梅江烧”登门庆贺。只是后来他在学校出了些变故，终究没有取得正式的教师编制，在村小做了代课教师，原本想干个几年，民办转公办，不曾想竟干了几十年。时间久了，就落了个“副老师”的名号。村小教师空编较多，像老副这样的代课教师也多。在培训教育还未盛行的年代，“代课”是很多读书人无奈从事的一个行当。 

　　我对老副的记忆定格在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经历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开前的最后一次“选拔性”考试，也就是所谓的升学考试。由于村小教学成绩一般，一般的农村家庭又根本承受不起“买分”所带来的极大负担，部分同学被“淘汰”，加入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大军成了必然的选择。 

　　学校安排老副当我们班班主任，任教数学，兼职教体育。素知老副教学成绩历来优秀，也以严厉见闻，不曾想他居然严厉得令人恐惧。第一天升旗结束，全班同学回教室发现自己的抽屉遭了“洗劫”，所有的弹珠、皮筋、弹弓全都不翼而飞。后来，老副课上宣布，全班同学一律取消课间游戏。几天以后，学校课间的走廊就彻底安静了，老副的做法得到了其他老师的群体拥护。 

　　在村小，几乎没有一个家长不会苟同“体罚”这种教学手段。“老师，我的娃娃犟得很，您尽可以打得狠一些。”这是家长几乎一致的说辞。老副的教学方法算不得新颖，属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但他却把“体罚”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一堂数学课，全班一半的学生得到了老副的“厚礼”。如果说“拉筋”算体罚的话，那么打手心、“蹲马步”简直就是享受。一排学生俯身向下，腿筋拉直，手指着地。稍微有屈膝偷懒的，屁股就会挨上竹条。他有一句口头禅：水浸石头烂，数学岂有听不懂的道理？他一边讲，一边晃脑袋，我们天真地以为他脑门上的头发就是这样晃没了的。 

　　后进生放学后“留学”是村小老师惯有的手段。但无一例外的是几乎每一个后进生都愿意被老副“留学”。每到晚饭饭点，老副就着食堂昏暗的灯光开始摘菜，鼓捣晚饭。菜是老副从学校后面自己的自留地里拔的，偶尔也有个别家长会捎带些小鱼之类的荤腥来。尝过老副的厨艺都知道，他的厨艺比起村上开小饭馆的瘌痢头可不知要好上多少。一拨“留学生”围成一桌，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看着老副被浓烈的“梅江烧”呛得咧开嘴。喝完酒的老副特别健谈，竟全然没有了白天时“凶神恶煞”的模样。他也会伤感，有一次竟莫名地流泪，只是我们不明就里。 

　　不久，学校进行摸底考试，全班同学的成绩都有了进步，而我的数学成绩竟然也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离及格线差一分。这让父亲或多或少对我又有了一点期望。家长们越发确信老副“棍棒子底下出人才”理论的正确性。 

　　老副“惧内”的名声是从他妻子来学校以后开始流传的。那天，他的妻子，一个长得些许“臃肿”的妇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老副像鸡仔似的提溜出了课堂。我们幸灾乐祸地以为能够解放几天，只是老副第二天就回到了学校。他卷着裤腿，裤腿上粘着还未清理干净的泥巴。后来，父亲告诉我，因为老副不停地给后进生“留学”，他家那年的收成几乎耽搁了。为了不耽误老副上课，村上有孩子念书的家长自发帮老副收割回了庄稼。 

　　我至今还不清楚老副的体育教学理论是否正确。他顽固地以为，我们爱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精力过剩”。所以每次体育课，老副要求我们绕着村子跑三圈。以最快的速度计算，跑完三圈需要35分钟。一节课剩下的10分钟才是自主活动时间。为了防止有人偷懒，老副会搬条小板凳坐在必经的石桥上，看着每个人的身影从他眼前经过三次，方才罢休。现在回头想想，我良好的运动耐力和遇事不轻易放弃的意志估计就是从那时培养出来的吧。 

　　一年以后，我以高出升学分数线五分的成绩升入了初中。那年学校的升学率也创了建校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后来，九年制义务教育铺开，民办教师改革。如此拼命的老副最终没有搭上“民办转公办”的末班车，也就离开了学校。 

　　前些日子听闻村小因危旧等原因要撤并，兴匆匆回了趟老家，不曾想她会衰败得如此厉害。操场已是坑坑洼洼，到处都被村民种上了菜蔬。教室也被周边打工的人“征用”了去，随处晾晒着衣物。想起老副们的故事可能就此消失，不免有些伤感，故此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