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书院。南州，原名“沙溪”，所以得名“南州”，缘自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宋淳熙间（1174～1189），偶于一次来松阳讲学时，乘船途经南州，不禁被耳边传来朗朗书声所吸引，于是弃船登岸，步入南州村，沿着山坡小路，顺着书声，便到了书院之所福安寺（建于梁朝502～557），巧遇常来书院讲课的王光祖。王光祖，字文季，官大理评事，精于理学，松阳人。王见朱熹来访，拱立相迎，规掌如太极状，引入僧舍。朱熹开始感到有点奇怪，但很快明白此人并非等闲之辈，脱口曰“王子（指王光祖）胸中自有太极”。两人交谈甚欢，交谈中论及朱熹近期所作《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的注释时，王对其中“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句，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在“滋长”“于隐微”之间加“潜暗”二字，朱熹深然之，视为知己。无独有偶，巧事也成双，南州当地塾师徐公也正在为学生教读《中庸·章句》，闻知朱熹到来，惊喜万分，整衣恭迎，接入自家徐姓故宅，交谈如故。交谈中，对《中庸·章句》也提出了在“滋长”“于隐微”之间加“潜暗”二字的见解。又《南州徐氏宗谱·卷一》载，南州人徐绍芬（1828～1885）撰《南州地名说》中说，塾师徐公提出对“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句，应在“滋”前加“潜”字、“长”前加“暗”字。朱熹也觉得“潜滋暗长”四字添注甚好。朱熹深表赞同之余，却感松阳人才辈出，如此辟野山村也是卧虎藏龙，在这里好像见到了南昌之南州徐穉（字孺子），今在此地也有名士出乎其间，遂亲书“孺子别里”匾额，以此地名曰“南州”。
高人相聚，雅兴未已，不觉日已西坠，当夜朱熹留宿南州福安寺。此后，王光祖与朱熹常有书信来往，其中一首《答朱晦庵》，收录于《朱熹年谱长编》，诗曰：
尺纸书来训诲深，孔门希瑟孰知音。
一经题品便佳士，万有感荣铭此心。
善利几当严界限，日新功在惜光阴。
个中受用为真实，敢把工夫向外寻。
南州徐氏后裔子孙也为纪念朱文公建亭，将朱文公手翰刻于额石，名曰“孺子亭”，以冀流传后世。惜已久废。
南州村坐落城南三十里的松阴溪畔，是古时通往处州府的水路必经之地。清代村人徐绍芬形容为“村前环水如玉带，后绕青山如金城”。南州书院处于如此幽美的自然环境中，必然引起不少当时名流学者前来学术交流，开课讲学；各地前来求学的学子也因之受益匪浅。从朱熹被朗朗的书声所吸引，以及王光祖、塾师徐公都能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见这种互学互长的学习氛围在当时的松阳盛兴一时。福安寺，经清咸丰五年（1855）修缮后至今犹存，殿宇三进五开间，两侧有附屋及园子，占地面积有1000平方米之多。宣统元年（1909），曾辟为南州初级小学校。20世纪50年代后，福安寺后殿被改建为砖木结构的平房，曾用于设立小学、初中。至今整体结构保存完整。
城西书院。创立者叶八，卯山始祖叶俭三十一世孙。宋贡生，推升大理寺评事。八公因祖清臣仕居湖州，家仅严父佳禾公告养居家，佳禾升逝后，公遂无志仕途。时有松邑城人，以八公才学兼长，品行端方，而邀请设帐，公乃乐从。遂回归故里，选择西屏山之侧，城西之地，构置屋宇，既为住宅，也作书院。叶八亲掌书院，招徒训课。其子孙也因之在此聚族而居。据《城西叶氏宗谱·祠堂志》载，叶八第十一世孙亨宗，于元延祐元年（1314）捐献故宅帮助改建“东琳宫”，而以内堂右侧立祠以祀祖先。由此可见，当时的城西书院，其规模也不一般，可惜书院办学时间太短，其子孙未能传承。
叶震明善书院。叶震，松阳古市人，隐居教授于家塾。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朱文公）提举浙东常平使，行郡县修举振荒事至松阳，震执所业晋见，熹与语而有契，为讲《论语》《孟子》，留旬日乃去。尔后，叶震将其家塾拓充之，建礼殿讲堂，及门庑斋庐之属以为书院，额曰“明善”，用为乡人肄业之所。而岁更世易，至宋末元初，叶震开办的“明善”书院，未满百岁，也是院宇尽废。
叶再遇明善书院。叶再遇，古市人，据叶世钧《松阳卯山·叶姓发祥地》载，再遇为俭公第四十一世孙，为必达公系下，少从军，江淮立功，升淮东安抚使，殿前步帅。居镇江。宋咸淳间（1265～1274），叶再遇为纪念朱文公来古市讲经论道，请建书院以祀文公。与此同时，捐出自己的舍宅用以开办书院，取名曰“明善”，以教化乡人。至元十一年（1274），因萧子登将祖先创立的“萧院”重加修整复建，改为明善书院（即第一明善书院），其规模比叶再遇的“明善”书院更胜一筹，叶再遇的“明善”书院渐行消退，名存实废。
六、教育兴盛的原因
松阳县学在唐武德四年（621）创设时，学额16名。宋代，县学发展，学额增至30名，由于经费所限，不一定满额。关于两宋松阳县学学额的情况，松阳旧县志记载的寥寥无几，但前句所载情况，也许能作如下解读：
其一，增加学额的时间，当在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或之后的一两年间。因为史料确记，自熙宁后，州县开始大规模兴学，并开始实行三舍法，由县学生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可以贡入太学。崇宁三年确定：“增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那么，在此之前，松阳县学的学额是多少，甚至县学是否一直在延续呢？对这一问题，只能推测了。唐朝灭亡当年（907），钱镠在两浙之地建吴越国，松阳为吴越国属县。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钱镠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战略方针。其继任者（吴越国历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立国72年）一直秉承这一方针，使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所以，松阳唐宋660多年间，一直比较安宁，因而县学亦一直比较平稳地延续着，在增加学额之前，可能一直是16名。
其二，500多年的相对和平发展后，从仅限30个学额及经费之窘，可见当时松阳社会的发展还是落后于那个时代。究其原因，责任应由松阳四围的大山来背。不过，崇宁后不久，松阳的教育真正出现了腾飞。从北宋嘉祐辛丑（1061）科松阳籍学生叶伸、叶仲询两人率先登进士，到政和戊戌（1118）科杨跻、叶询武同时中进士止，短短57年间，就有14位松阳籍人士考中进士。这虽然与当时的强县不能相比，与自身比一比却是很大的进步——可见此时松阳的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到了南宋时期，赵家王朝偏安于秦岭淮河以南，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南宋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王朝。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颇有成就，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南宋对后世影响之深，更是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因此，南宋的科举登第者更多的是平民。
这一时期，已经完全确立了正统的儒家道德取向和核心价值观。南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社会力量，将其传播到民间，既接地气又不留死角。各级学校学的是《四书》《五经》，科举考试的内容也离不开《四书》《五经》。州县官到任后，必将修贡院、兴学校、祭祀先贤、教化百姓作为先务。退休官员、乡绅、学者和塾师，这些地方精英都积极参与到宣传教育中去。他们或制订各种乡规民约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通过学校授课传播理学思想，或撰写治家格言、庭训对普通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则有如《千字文》《三字经》一类的启蒙读物。甚至在南戏和话本小说里也不乏忠、孝、仁、义的故事，使田父野老在喜闻乐见中受到教育。
此时，松阳古代教育的体系已经建构成型，开始趋于完备。如县学中学生和教师的择取、学业的评定、升迁、管理，学生的生活保障和教师的报酬，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等，已经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来施行和保障。在私学方面，大致也是如此。因而，这一时期的松阳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全面发展的兴盛期。这一时期，在松阳的历史上，完全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在此后的古代松阳教育史上，再无此局面出现。究其原因，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南宋赵宋一家一直秉承重文的基本国策，其社会相对开放，其思想相对自由。因而官学私学中，有更大的学术辩论空间让他们抒发各自不同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这容易让当时的学生教师有更多的学习和思考的热情，从而促进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理学至尊朱熹，初时皇帝和朝廷都厌恶他的理学，即便在如此形势下，他还可以传播自己的学说。赋闲在家时就办私学授徒，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也往往带着学生，担任地方官则经常到辖下学校过问学政，登台讲学，一生都在不停地从事传播理学的教育和著述工作。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甚至到松阳、缙云等丽水各县讲学。其带动效应毋庸置疑。
再如在教育理论方面，当时浙江就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学派，他们分别是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后人合称为“浙学”。他们既是当时社会开放的硕果，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况且，这些当时最为先进的思想文化，距离松阳是如此之近，这应该是那个时代松阳学子的幸事。
这里还必须提及松阳女词人张玉娘（1250～1276）。北宋时期，官学是拒绝女子入学的。但到南宋时，私学可能就出现了女生的身影。曾有史载处州富人林五郎请秀才为独女素姐教读之事。张玉娘被后世推为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她的成就也说明当时有机会在私塾学习的女子不会是个别人。而这也可见南宋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地方教育发展的概貌。
其二，宋代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伴随着大量人口迁入和先进文化的进入，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但这对于松阳这样的偏僻小县，情况会更复杂些。
一方面，松阳周围大山的阻隔、交通的艰难，使得人口的迁入变得十分困难，因而人口的流入应该是一个长远而又缓慢的过程。但大山也同时把战争与纷扰挡在外面，使得松阳相对更为和平安宁，成为避祸的好去处。另一方面，松阳中部的松古盆地自然条件极为优越，十分适宜人们耕作居住。因此，古代松阳胜似世外桃源，对外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一些有眼光者往往“来而不往”。北宋末年状元沈晦，建炎三年（1129）知处州时，卜居松阳上方山，其沈家血脉便得以在松阳生息繁衍。如此高素质的人才“引进”，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松阳的教育。可以说，人口的迁入是促进松阳社会和教育发展十分重要的因素。根据松阳现存的108个姓的谱牒记载，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黄巾起义”造成战乱地区百姓南迁，迁入松阳的有高、周、程、徐、潘、陈、纪等姓氏；南宋高宗南渡时，迁入松阳定居的有王、洪、翁、杨、沈、丁、毛、吴、刘、孟、项、詹、郑、包、何、江、萧、金、季等姓氏。
由此可见，宋代松阳教育在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后，终于走上兴盛，并且在南宋时期达到鼎盛，此后元明清时代，再也未能超越。
（郑莉瑛、洪关旺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