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松阳县志载，清雍正二年（1724）九月，南门善应观铺火，北至太平坊，东至横街、塔头街，两旁店屋俱焚。由此可以推断，横街的建筑风貌至少是雍正二年火灾之后形成的，有不少古建筑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松阳县地名志》说横街：街东西横向，长210米，宽4米，曾称东风街。东接桥亭街，西连人民大街。何为松老人在《民国松阳往事》一书中对横街的界定是：为一横向街道。西起桶盖亭，向东经草席亭，直达五福社与桥亭街相接，亦为本城之闹市街道。故横街有三个节点：起点，桶盖亭，中间，草席亭，终点，五福社。
桶盖亭严格上讲位于人民大街上，是个社亭；草席亭位于横街与大井路交叉的地方，并不占用街道空间；五福社位于十字路与横街形成的丁字路上，并以五福社为界，往东是桥亭街，往西是横街。同一水平线上的桥亭街和横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统称为东风街。
桥亭、五福社、桶盖亭皆是社亭。现在门牌为“桥亭街1号”的地方就是当年“五福社”的社亭，两层结构。在老百姓的眼里，社公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他们都有自己的管辖区域，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社亭，社公的主要职责就是保农业、保平安。老百姓每逢节日都要向社公祭祀，做戏等文化节目都要在社亭进行，以示对村长的尊敬。据载，旧时的西屏县城有三十六个半的社。闹市横街由桶盖亭的社公管辖，“五福社”的社公管辖的是塔头街的百姓，桥亭社管辖的是桥亭街。
一
叶松娇讲述：1930年，我出生在大井头弄。我的爷爷叶学济，学名叶普生，兰溪中医学院毕业后就在横街草席亭西侧开了同德堂，坐堂兼营中药。
1936年，邑人潘寿年捐资在自家的菜园上建了寿年小学，地点在猪行路与荷田岭路形成的丁字路口边，1938年，潘寿年卖了几亩地，新建了一幢两层八个教室的建筑，由程绍芬担任校长。学校面向中产阶级招生，作为横街的知名中医师叶学济的孙女，8岁的我成了寿年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一个班只有六七个同学，潘寿年的二女儿潘贤娣与我同排坐着。
从此我每天都从大井路穿过草席亭，从济川路拐进猪行路的寿年小学。晴天的时候，我穿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步履轻盈。雨天，撑一把油纸伞，脚上穿着“木底刮儿”（木屣）踩着街心的石板，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别有一番风味。我和潘贤娣都在寿年小学读了六年的书，后来她进了一中读书，现在生活在江西。我高小毕业后，因继奶奶坚决反对我继续读书，于是我也就辍学了。
1942年8月，我们家听说日本杀人队来了，全家分成两批逃跑。妈妈、爷爷、奶奶带着我一起逃到三都源的山里，足足呆了一个月，而父亲为了去照看嫁在古市的妹妹，结果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我们一个月后回到县城，母亲的脚感染病毒，结果又烂脚而死。12岁的我脚也感染了病毒，生了三年的疥。当我回到横街时，只看到昔日被人踩得油光发亮的卵石路上居然长满了一蓬蓬的草。而我，因为失去了父母的呵护，命运也变得像路边的草一样了。
长大了我出嫁到离横街不远的十字路。我爷爷的同德堂也在土改的变革中易主了。同德堂比邻的就是叶炎福所开的布店，布号“叶瑞利”，因此我自小与布店老板熟识。1983年，叶炎福因为子女都在外面工作，将店面以7000元的价格盘给了我。当时政策上还不允许单干，我就将店面租给集体用了三年，主要经营老酒、香烟等杂货。我先是帮着集体做，允许单干后，集体就将商品悉数盘给了我经营，现在，我已将店转到儿子名下，并且挂了一块“盛德商行”的匾额。今年我已是89岁了，所以可以说我是与横街有着一世的情缘了。
当年横街又被称为“三都街”，因为行日的时候，站在街边，坐在店铺门口台阶上的全是三都人。这些三都人晴日雨天都戴着斗笠，脚上穿着磨得发软的草鞋，身上穿着蓝色或青色的粗布短衫，有的嘴里还叨着一根烟斗。他们坐在相对固定的店铺门口石板沿上，兜售着他们的农产品。有的人天还是漆黑的时候就点着篾把儿当灯出发了。那些年，行日的时候，横街上席地而坐的三都人和来往过行的人都将街面堵得水泄不通，真可谓热闹非凡。
从空间来看，横街上的产品也有所侧重，分段依次为油行、草纸行、鱼苗行。从时令来说，正月卖的以鱼苗居多，当时三都和靖居等乡部分村民在稻田里养鱼，年前他们卖了鱼，正月里正好要补充鱼苗，由于鱼苗都放在水桶中养着，鱼苗抓来抓去的时候，往往让街面显得湿漉漉的；二月里卖蕃薯种和土豆种居多；三月里卖蕃薯藤；四月五月卖大蒜、生姜等。
行日里卖不掉的货，很多会寄存在熟识的店家处，等着下一行继续卖。我的店里就经常放着三都人卖剩的大蒜、生姜等农副产品。
我商行对面是楼有财的打铁铺，早先是草纸店，楼有财十六七岁时跟师傅学打铁，学成后在自己家开了打铁铺。横街上除了南货店，还有几家杂货店，现在桶盖亭进来见到的那家卖花盆的店以前就是杂货店，杂货店经营的商品主要是宜兴罐、锅盖、小风炉、竹筅、筷子、头梳、头梳盒子、矾红、烟筒、土纸等本地自产的土货。
横街上有两三家盐店，有粗盐和梅头盐（相当于精盐），梅头盐是用稻草包着的，但买的人不多，主要是嫌其不咸。店家将盐装在大缸里，买盐的顾客一般会拿着自家的盐罐来买，山里人则带着竹筒来买。
横街上最多的还应数棉布店，有德常布店、徐老三与小姨夫亮亮合营的瑞兴布店、潘棠记布号、公兴布店，再一家就是盘给我的叶瑞利布店。当初叶瑞利布店还负责给洋钿印真假，一百元洋钿，每个都擦得锃亮，然后盖上他的章，如果是假的，由他包赔，相当于鉴定机构。
布店站店的学徒很多是兰溪招进来的，站店的人不能坐，站在柜台里面，要从早站到晚，稍空时双脚可以交替着抬一下，权当放松。双手撑在柜台上也有讲究，需虎口张开，叫“狮子大开口”。晚上店门上好了，学徒们还要索纸媒（点烟用），草纸预先拿到鞭炮店用刀切成两指宽，先放入一根细细的竹签，索好后再抽出竹签。纸媒索好后码在一起，尤其是过年时要多备着。
布店的老板有此讲究，因为顾客来买布需要挑布、量尺寸等，为了减少客人等待的焦虑和体现店主的人性化，一般客人来就会泡茶，递上烟筒招待，贵客就递上水烟筒，并奉上烟丝和纸媒。水烟筒每天早上都要先洗干净准备好。
那时布店的学徒们看到草席亭边上的詹廉泉大地主都是又敬又怕，敬的是他是个书法家，西屏山佛殿上的题字是他写的，他的字一字难求；怕的是他抽烟很怪，用纸媒时从来不吹灭，“忽忽忽”一根纸媒就烧到头了。他每次来学徒们都要准备一大把的纸媒，尽管如此，他能到你的布店抽上一口水烟已经是给你很大面子了。
学徒除了站店、索纸媒，还有很多日常事要做，每匹布每天都要重新卷，拿一块木板“叭叭叭”地将它卷好，码齐。每匹常熟布，都有一段织得特别紧密，晚上翻卷的时候就要将这些紧密的地方包在外面，使顾客看上去摸过去布匹都很结实。
当时很多布店的老板也穷，备的货没有看上去那么多，后排的布堆得看上去是一排排的，但其实布里面包着的是粗草纸，当顾客指向被包装起来的布匹时，老板就会托词到栈房去取，然后直奔要好的布店先赊点出来，等自己进的布到了再还上。
横街上大一点的布店都有自己的染坊，这些染坊一般只供自家用，横街上只有叶德常染坊会对外加工，收取一定的加工费。
老街上的业态十分丰富，既有行日的时令农产品，还有固定的南货店、百货店、杂货店、饮食店、棉布店、草纸店、鞋店、香店、烟丝店和剃头店等等，不愧为县城的次商业中心。
二
董小玲讲述：我1939年出生，祖籍温州，父亲董寿春，7岁丧父。母亲改嫁后就跟着姑姑来到松阳，姑姑嫁给了横街上的张姓男子。
当时我父亲还年幼，先是跟着横街上的师傅学做小木，因为背不动斧头，改行去给横街上的南货店老板邱东生当学徒。南货的商品主要是带鱼、海蜇头、沙鱼鲞、黄鱼鲞、螟蜅等海产品，还有桔饼、白糖、冰糖、糕点等食品。作为学徒，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包纸包，以前没有塑料袋，所有的商品都要打包后交给顾客，如果是带鱼、海蛰头等湿的产品，就用蒲草绳绑，干货则用粗纸包，过年时作为礼品的桔饼、白糖、冰糖等纸包外则加一张黄纸，同时另加一红纸条或店铺的招牌纸做装饰。食品包装极有讲究，主要有三角包、四角包、还有空心包。虾皮要用三角包包起来，包装合格的标准是甩出去时包装不散，一些人家因为家里穷，过年时又不能空手去别人家，于是就买几颗桂圆，而作为店员，即使是三颗桂圆也得包起来看上去鼓鼓的。为了练好这门本事，我父亲就拿粗瓦砾练手。
我父亲虽然不识一字，但靠着勤劳和聪慧，并在外公家的支持下，在人民大街开了一间“益昌百货”店，兼织袜和染布。我自小在人民大街生活。
1977年，我和妻子夏金娇住进横街。我先是在父亲店里帮衬，并入服务社工作的时候，拿的是全店最高的工资，也才是36元，根本不够一家开支。幸好，我妻子会补袜子。计划经济时期，每个人穿的袜子也很难买到，所以袜子破了只能补起来继续穿，前后都要缝。尽管补一双袜子只有五分、一毛的收入，妻子有时一个月的收入也会高过我。隔壁王根水做裁缝收入更低，当时一件女式的裤子加工费三毛五，男式裤子两毛五一件。
我和妻子修理雨伞纯属半路出家，当时修理雨伞的外路人会把做伞的洋布拿来染，并需要当地人帮忙加工缝纫伞布，我妻子就帮着做。后来，妻子借了1000元买了一捆伞布进行加工，我也在与外路人接触的过程中学会了修伞的技术。1978年，商业改革后，允许个人单干，妻子就在自家开了修伞铺，我则每天下班后帮着妻子修雨伞，在我们开始修伞之后，市场上也有了正式的雨伞布出售了。
我的修伞铺没有正式营业的招牌，但大家都知道我家是修伞的铺子，店堂的桌案上放着一把把伞骨，还有一样样修伞的工具。一把有缺陷的雨伞我会瞬间把它修复如新。
我妻子是农民，没有正式的工作，所以她就拼命挣钱，平常除了修雨伞，还在家里养了两头猪贴补家用。因为横街都是前店后房，房子里没有院子，这些猪养在家里要保持干燥清洁，否则就会恶臭难闻。因妻子常常帮助街坊，也会义务帮烟厂、粮库干点活，不收工资，用积攒的人情换些捆烟的稻草和谷糠票，稻草铺了猪圈，谷糠喂猪，所以我家的猪圈总是干干净净，猪长得壮壮实实。
在我的记忆中，早年县城的人气，以人民大街为首，横街为次。而服务于大众的饮食业横街是全县有名的。
当时县城最为有名的“一粒头”面食店就开在桶盖亭内。社亭分内外两间，内间（就是现在横街上卖花圈的店对面）放社公，外间为过道，卖馄饨的张老板在过道上放了一块“作场板”和一个缸灶。馄饨的面皮是他自己打的，打的极薄，里面的肉都能透出来，顾客因此就形象地将该店称为“一粒头”。缸灶内搨缸饼和松饼，皆有甜咸之分，缸饼中用刀锋削出两个交叉是甜的，用刀锋转一圈的就是咸的，松饼则用黑白芝麻进行识别。桶盖亭的面食和缸饼只在晚上做。除了桶盖亭有缸饼店外，五福社边上两对面都是缸饼店，与五福社毗邻的是细水叔和细水婶两夫妻开的，对面是邓金达开的。
横街上生意最好的面店是金宝儿的面店，就是现在的阿月理发店所在地，他家面食的生意甚至超过聚福园。
聚福园其实是个菜馆店，平常走过去就是吃面，没有馄饨，面叫“窟臀面”，拌好的面放在长长的案板上，然后要用到一根竹杠，竹杠一头用绳子绑着，一头用屁股压着，通过外力重压不断使面片扩展，使面团伏性，然后擀薄成面片，拍上山粉后又进行翻折，多次重复这样的工序，经过最后一轮翻折后切条、拍粉、抖散，是复杂化的水牵面，又在口味上胜过水牵面。因在操作过程中借用了屁股去坐压竹杠，所以邑人称之“窟臀面”。聚福园除了出产此面，还负责外卖。居民家有客人，就到店里订菜，菜烧好后装在食箩里叫伙计抬过去。老街的一些商业业态就是现代一些商业的雏形。
我还记得草纸行隔壁是酒店，店里放着烫壶，客人来了随时有烫得热气腾腾的老酒，下酒的菜主要有猪耳朵、豆腐干、泡豆（油炸的）、落花生等等。
记得我小时候，缸饼四分一个，用粮票只要三分，缸饼的外面还涂着糖油，饼胚厚，里面有葱有肉，比缙云饼个小，但胚很松软。馄饨一角两分一碗，再配上四分钱一根的油条，蘸着酱油吃，绝对吃的舒爽。当时横街上还有一些豆腐店，居民喜欢吃豆腐生，一毛一斤，蘸着酱油就吃，豆浆则两三分一碗。
面食店、缸饼店、菜馆店、豆腐店、酒店，早年间横街上这些店可以说构成了美食一条街，来往的商贾、过行的、工作的，不同群体都可以在此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三
徐叶土讲述：我1950年出生，一直住在十字路与横街的转角处，这个地方自祖上就是店面，民国的时候，我奶奶在这里摆烟摊，后来祖父在此经营南货，1956年，全国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集体化单位，我父亲就“改造”成了集体单位领工资的职工。我家的店就成了东门烟酒商店。
1969至1977年，我作为社会青年下放到叶村乡官田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伏天的时候也得在田里干活。1978年，我被遂昌县商业局招进供销社，安排到小竹溪、大岭头等村里开代销店。刚被安排去开店的时候很兴奋，想着别人都要凭票买东西，自己喝酒总是可以放开喝的。不曾想，真的当了店员后，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动，每天的营业额一分两分都要盘点得很清楚，还要想着将营业指标做起来，争取拿超产奖。
1980年，租在我家的烟酒店生意不景气，就将店里的商品盘给了我，从此我开始做老板了。每天天蒙蒙亮我就将店门打开，夜色深了才关店门。现在，光顾我家的一般是街坊，有时买七元十元的香烟，有时买点饮料和酱油、酒。年轻人出门都带着手机，听说我的店里还不能微信支付，掉头就往其他店里走。再说这几年随着县城建设的变迁，横街这老街上的人气全往新建的相邻的太平坊路和要津路跑了，这横街变成了乡下，所以我家生意很冷清，好在是自家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开着店也图个热闹。
我小的时候，这条街上的人气是很旺的，跑来跑去的都是孩子。街道两边有暗圳，下雨的时候，鱼和泥鳅会被水从石板的缝中冲出来，小孩子都会去抓来玩。
那时候，街上也没有车，但来来往往有很多人，拿着扁担的乡下人会到横街上买猪粪、鸡粪、人粪作农家肥，粪便一元一百斤，而卖粪人的钱又会拿到十字路买柴，基本持平。这在当今世界来说真可谓是循环经济，种出的农产品又有机又环保实在是一举多得。
叶松娇：1930年生，松阳县西屏街道横街40号
董小玲：1939年生，松阳县西屏街道横街印染店店主
徐叶土：1950年生，松阳县西屏街道横街酒店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