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清谈”之盛，从支遁、许询二人，能钻进简文帝书房，双方旁若无人摆开架势激辩，便可窥一斑。

当时的场面，《世说新语》所记颇详，“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热闹归热闹，观众却“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此时，清谈已沦为愤青谈片，成门阀世子入仕华服。

清谈者何？鲁迅说：“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清议流行于汉末，主要批评朝政得失，臧否人物功过。党锢之祸起，助推清议之士发生质的变化。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崇尚空谈。嵇康毙命，清议变清谈；阮籍闭嘴，清谈成华服。司马昭树阮籍为清谈标杆，意义在“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晋室南渡，断送西晋王朝的门阀豪族，并没因新王朝的建立，抑制清谈之风蔓延。相反，进入权力中心的渠道，依然是门阀豪族分肥，靠读书上升的通道，被彻底封堵。门阀豪族世子，登上权力顶峰的捷径，就是凭借崇尚老庄，言必称玄，行为举止都异于常人的清谈。

然而，清谈之弊，并非无人洞悉其短。宰相何曾，对社会上层竞相奢靡、士子集体噤声的现状心存忧虑，对朝廷大兴清谈的现状，多有警觉。《晋书》载，“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不幸的是，何曾一语成谶！永嘉三年（309年），何曾孙子何绥被满门抄斩！

偏安一隅的东晋，门阀豪族中清醒者，开始质疑清谈。《世说新语》载，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率大军北伐，攻下旧都洛阳，“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想昔日王衍清谈误国，为匈奴所灭，故都的繁华已不复存在！不禁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对此，王衍拒不认账。《晋书》载，永嘉五年（311年），元帅司马越率大军讨伐苟晞，王衍以太尉身份担任太傅军司。司马越去世，众人推举他为元帅。王衍表现出清谈者虚弱本质，拒不接受元帅之职，狡辩说“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待到被敌军擒获，让他谈谈西晋之所以灭亡的原因，王衍极力推脱责任。

敌将痛斥王衍，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可笑的是，待被人扔进活埋他的土坑，才承认自己犯下清谈误国的罪行，“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王衍之叹，让人有“牵犬东门”之悲，“华亭放鹤”之慨！然而，靠“排排坐，吃果果”式门阀豪族分肥，虽可暂时平衡势力间利益纠葛，却最终埋下权力争锋伏笔。毕竟，社会治理需要的是顶层设计，需要脚踏实地地抓好落实，而非光说不练的清谈。

可悲的是，从晋武帝开始，兴奋点经常在舅舅王恺与人斗富现场。或问，到底是国为王衍之清谈所误，还是本来该误的国使人不得不清谈？刘裕终结东晋，清谈不再是愤青入仕华服，反成后世一种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