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史记 刺客列传》），也说过“书到用时方恨少”（《增广贤文》），没有说过“士到用时方恨无”。“士到用时方恨无”，是光洲说的。光洲虽为一介布衣，所说的话不能称为语录、理论、思想、主义，但是，古往今来的很多铁血事实，不断在为这句话提供着实证，印证着其正确。

卫懿公的小命就是在“士到用时方恨无”中玩完的。这厮淫乐奢侈，平日里不仅不礼贤下士，反而把士看得连鸟都不如。他为鹤“中毒”，为鹤“发烧”，精力多用于养鹤，还给鹤封了官职，给予俸禄和专车。狄人打上门来了，这位仙鹤“发烧友”忽然想到了士，觍着脸央求众士为其卖命。众士却说：“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派鹤去吧！鹤有官位，拿高薪。打仗，我哪能如鹤呀！在这厮低三下四死缠百赖的求告之下，将士们还是到前线比划了一阵。可是，离心离德之师，焉有取胜之理？狄人杀了这个“发烧友”，他带着“士到用时方恨无”的懊悔，驾鹤见阎王去了。

盛唐是在“士到用时方恨无”中滑向下坡路的。李隆基手下本不乏人才，重用姚崇、宋璟等一大批贤能之士，开创开元盛世，赢得了满堂彩，可是，一把好牌，最终又让这家伙给打输了。他晚年老当益骚，专心致志爬灰搞破鞋，最终把本是儿媳的杨玉环揽入怀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在美人儿的一次次高潮中，李隆基早已把士们忘到了九霄云外。当然，美人儿的高潮也不是白给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大舅哥杨国忠节节高升，任宰相，封卫国公，身兼四十余职，权倾朝野，排斥贤良之士，又为争宠与久怀异志的安禄山狗咬狗，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索。“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打来了，谁去为朕拼命？“六军不发无奈何”！老骚货“士到用时方恨无”呀！将士们宰了杨国忠还不解恨，还要求杀掉那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尤物。老骚货舍不得呀！可是，不杀就无士可用。尤物“宛转蛾眉马前死”后，将士们才去御敌，用了8年平息了叛乱，勉强维持了稳定，但大唐从此由盛转衰。

袁世凯也是在“士到用时方恨无”中完蛋的。作为北洋重臣，新军领袖，袁世凯身边云集了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之类的政治精英和军中豪杰。袁对这些人恩宠有加，这些人起初对袁世凯也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可是，当袁世凯要当皇帝时，他的把兄弟徐世昌劝说无果后默默离开了；曾为袁的铁杆下属、又与袁有翁婿之亲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三次劝阻被拒，两次吃闭门羹，最终辞职；在小站练兵时即走袁世凯路线的北洋之狗冯国璋，不仅拒绝为袁世凯镇压云南反对帝制的起义，而且还领衔签署“五将军密电”，要求“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登基”后，面对国人的唾骂与讨伐，有镇压之心，却众叛亲离，在“士到用时方恨无”的绝望中一命呜呼。

面对多国联军的进攻，萨达姆曾一度对自己的共和国卫队的忠诚与战斗力充满信心，因为这些军人大都来自萨达姆的家乡，与萨达姆属同一教派，骨干成员多是萨达姆的亲戚或亲信，萨达姆给他们的待遇也远比其他部队要优厚。然而，开打前，共和国卫队的重要将领都被联军收买了。共和国卫队放弃了抵抗，萨达姆带着“士到用时方恨无”的心境先逃后亡。

平日里不知爱士的卫懿公、李隆基之流，自然“士到用时方恨无。”不能用共同的理想、事业凝聚士气，而是靠小恩小惠骗士为己卖命者，最终也只能“士到用时方恨无”。因为真正的士不好骗，而且，敌人也会给士小恩小惠甚至大恩大惠。

“士到用时方恨无”者，最终的遗憾都一样：悔当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