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明代万历年间岳阳楼重修后，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此事的背景颇为复杂。

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990—1047），字子京，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此人喜结交朋友，且出手慷慨，常一掷千金。

庆历三年（1043）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时，“用过官钱（公用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仁宗皇帝委派太常博士燕度，筹划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统统烧掉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十六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三千贯公用钱。

以滕宗谅花钱豪爽的性格，加上交游又广，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区区三千贯。但究竟花了多少钱，又花在了哪些人身上？却成了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他烧掉了。

该如何处置滕宗谅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严惩，“欲深罪滕宗谅”。他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滥用公款且焚烧账本，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

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从宽处理，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铁证，以公用钱“馈赠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范仲淹还提出，我以前担任泾州知州时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有罪，将我“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意见，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调往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但是，这个处理决定，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他上书说：“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自己就辞职不干了。

其他御史也“执坚奏劾宗谅不已”。最后，宋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当时的岳州，是一个蛮荒之地，但滕宗谅并不计较穷山恶水，上任不久，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并决定重新修葺岳阳楼。

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欠款的债主，如果愿将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亲手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尽管王拱辰仍然盯住他不放，认为他从中捞了不少油水，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岳阳楼建成后，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而他原先那宗滥用公款的案子，几乎不再有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