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南非政治学家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历年关注本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官员腐败的态势，并撰写了《控制腐败》等著作。他在对大量腐败案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演绎出一个“腐败的公式”，即：腐败所得-（道德损失+法律风险）>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这位政治学家还对这一公式作了如下的文字说明：“当受贿所得减去该行为所承受的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被发现和被制裁的可能性）后，仍大于其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时，官员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动机。”依我之见，我国这些年来频频曝光的腐败案，大体上也能以这一公式进行一番考量。

罗伯特·克利特加德的“腐败公式”很明确地揭示：官员受贿是一种腐败行为。这个判语，中外通用。因为这是官员在正当的工资收入外的不正当收入，且这种不正当收入几倍、几十倍、几百倍、N倍绝对性地超出其正当的工资收入。不正当收入显然是经过不正当途径所得，它是利用公权以谋取的私利。

官员腐败，无论是公开索取还是暗地笑纳，都将要承受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前者是与其腐败行为同时发生的，一旦收受第一笔贿金，那么，官员作为国家公务员，他的道德底线就已然被突破，成为道德沦丧者而失去继续充任国家公务员的资格。至于后者，则因贿赂的授受双方行为隐蔽、手段狡猾，有些腐败的官员犯罪和暴露有了一个时间差，其受惩处的法律风险往往不是“现世报”。甚或在一对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特定情形下，某些官员受贿被发现被制裁则似乎成了一种可能性。然而，可以断言，那些贪得无厌的腐败者倘不敛恶迹（事实上，这些人难以金盆洗手，只会愈演愈烈），总有一天会败露而承担法律风险，被发现继而被制裁是必然的，仅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既然受贿行为要承担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官员何以还要铤而走险？罗伯特·克利特加德“腐败的公式”有一个关键词：“大于”。贿赂显然有一种诱惑力，这种诱惑力减去道德损失+法律风险（这不只是经济衡量）仍大于其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于是乎，利令智昏，什么道德、法律，什么廉洁、为民，统统置于脑后，理智丧失，良知泯灭。恰如帕斯尔卡《思想录》中所比喻的那种人：“当自己眼前被放着一些东西妨碍看见悬崖时，他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奔跑了。”其后果不言自明了。

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在论述“腐败的公式”时，措辞极为谨慎。他认为：在利益的诱惑下，“官员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动机”，是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那么，官员在贿赂临门时，可能还是不可能“产生腐为的动机”，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政治上的抵御能力，做到“眼不发光手不痒”。同样是面对贿赂，有些官员或悄然愧受，或始以推辞继以笑纳，或理所当然接受，甚或明码标价索取，但绝大多数官员则是堂堂正正永不沾腥。这种廉洁行为且不说来源于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从政意识，至少具有一种“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以及对法律的敬畏。舍此，是绝对经受不起金钱这一“灿烂的奸夫”（莎士比亚语）的诱惑而立于不败之地的。

自不待言，遏制腐败亟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降低腐败的发生率。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另有一个“腐败条件”的公式，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迪：“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倘若由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在官员行使公权方面杜绝垄断权，压缩自由裁量权，并且强化责任制的监督和考核，那么，在官员面前就会筑起一堵无形的堤坝，令其产生腐败行为的几率降低，还一个清明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