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政治总是如影随形。经济像一面镜子，可清晰映出执政水平、执政能力和施政效果。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和让别人尊奉自己为老佛爷的慈禧，分别在晋商板块镜子前露了一下脸，二人高下立现。

大明初建，边关驻军物资运输成了难题。从表面看难在路途遥远，物资量大，运力不足。实际上却是罗锅上树——钱（前）紧，中央财政无力支付巨额的运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循着山西行省参政杨宪的建议，把目光投向了山西，决定实行“开中制”：政府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权，以军需招商。商人先将粮食等军需物资运送到政府指定的边防卫所，换取贩盐的专营执照“盐引”，凭“盐引”到政府指定的盐场支盐，最后在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获取利润。此政一出，晋商如鱼得水，边关驻军也有了物资保障。山西北接边塞，南有河东（今运城一带）盐池之便，晋商盐粮两利，迅速崛起，成为明中叶以前最强的商帮。及至明弘治五年（1492年）政府变纳粟中盐为纳银中盐，晋商失去边关物流获利的优势，但是，“开中制”带来的120多年财富积累，使得晋商实力雄厚，得以迁居扬州，移师江淮；贸迁四方，布局天下；巩固盐业，多业以营；朋合为帮，和衷共济。可以说，朱元璋注入的政策DNA，为晋商日后称雄打下了底子。

斗转星移。距朱元璋拍板实行“开中制”后五百三十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一位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盯上了晋商的荷包，她就是慈禧。这个婆娘被八国联军吓得跑出北京城，一路仓皇逃窜，颠沛流离，如丧家之犬。逃到山西时，昔日养尊处优的婆娘居然体会到了挨饿的滋味，还有了一时乏用的囊中羞涩。她甩开腮帮子磨着后槽牙狼吞虎咽吃着晋商乔致庸家的饭菜，一个劲地叫“真香”。吃饱了又觍着脸借了30万两银子。借了以后又琢磨着不还。婆娘金口一开，政策就来：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的禁令（为乔家量身定制）。乔家为朝廷在山西收税3年，由乔家大德通票号直接解送官府。协同庆票号资助婆娘20万两银子，婆娘当即发布口谕：“一个协同庆票号，筹款支差，比得上山西藩司，也快比得上我大清户部了。余后应予奖叙。”回京后，婆娘赏协同庆一对红木幢，并把官方汇兑业务交给了协同庆，使得协同庆迅速成为同行大哥大。婆娘对晋商之政，以国家利益换取个人一时之需，不计成本，更无深谋远虑，可谓钻过头不顾屁股。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施政，立足的利益群体越广，惠及的利益群体越大，格局越高。反之，格局越低下。朱元璋虽为叫花子出身，但是，其决策的“开中制”，以巩固国防为目的，从财政困难的实际出发，以利益诱导、惠及晋商，达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仅从晋商这面镜子，就可窥见其政治才能之杰出。慈禧，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以国家利益作交换，其对晋商所施之政，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的叫花子有何区别？从晋商这面镜子看这个老佛爷，真乃纯种叫花子，其政治才能，当在零分以下。

如今一些贪官的判决书中，常见为特定关系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情节。特定关系人之“特”，就在于向贪官输送利益。以国家、人民利益为交换，把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这种官员，无论是公众还是行贿者，都看不起他。无原则，无道德，无论爬再高的位，捞再多的钱，骨子里还是个叫花子，与慈禧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