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首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1913年11月15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在修身课上作的课堂笔记如是写道，并立志“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修身课教师叫杨昌济，时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并“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达化斋日记》1914年7月5日），“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景从的数千弟子，杨昌济把主张“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的毛泽东列为第三，仅次于萧子升与蔡和森，人称“湘江三友”。甚而弥留之际，杨昌济以托孤之举致信挚友章士钊：“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在这座以“最新民本主义”为教育方针的学府，杨昌济亦为“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语）。

青年毛泽东“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涵宏盛大，首推杨昌济的道德哲学。杨昌济“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毛泽东语），视伦理学为“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对于这位“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湖南大学老校长曹典球赞曰：“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

在第一师范学校，杨昌济把蔡元培留德期间译著《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确定为该校伦理学通用教材。此书为柏林大学教育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体系》第二卷《基本概念和原则问题》。1912年在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的杨昌济于当年10月在柏林大学哲学学院注册，成为马克思的校友。

杨昌济采用该书作为国内修身课教材，概因泡尔生为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而早在留日留英期间，杨昌济便专攻新康德主义，以至于在长沙执教“喜讲康德、斯宾赛尔（今译斯宾塞——笔者注）和卢梭的《爱弥儿》”（萧三语）。贯穿于泡尔生著作的心物二元论助力青年毛泽东渐渐从纯粹的唯心主义（孔、孟、周、程、张、朱、陆、王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枷锁中解脱，“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毛泽东语），遂迈向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从心物二元论中读出辩证法，并视泡尔生“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进而提出“必须再造”中国社会，“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对这册教材，青年毛泽东爱不释手，竟用蝇头小楷工整写下12000余字批注，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遍布全书。而研读的最终成果是一篇激情四溢的习作《心之力》，杨昌济给出的成绩是100+5分。这篇1917年完成的习作写道：“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何以走出这条“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之首要捷径？

为下“可大可久之基”，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杨昌济诚邀青年毛泽东赴京，并力荐其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麾下任职。李大钊破天荒地把马克思主义列为正式课程，在国内大学讲坛实属创举，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青年毛泽东“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语），豁然抓住马克思主义这个救民治国之“本原”。

果然，写下《心之力》32年后，强调“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的毛泽东，以毁旧中国而得新中国，立下开天辟地、改天换地之伟业。

“自避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在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教室墙壁正中，杨昌济书写这副明志对联。虽家学源远却绝意科举的杨昌济“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欧日名校光环加身仍“誓必居长沙五年，教育青年”。正值“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有幸遇到杨昌济，才得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然壮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今年4月25日在其家乡长沙举办的纪念杨昌济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被冠以教育文化节，实至名归。正如校长蔡元培为杨昌济敬献的挽联：“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谓君子；学不厌，教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