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潮海 文/图
孝为我国传统文化之美德，为齐家治国之良箴；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准则。
孝义文化是解读中华传统文化的钥匙，是幸福家庭、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而孝义文化也正是义乌文化之根，县以孝开，以义而名，八邑肇基，以孝为荣。所以说，孝义文化在义乌源远流长，已植根于灵魂深处，从而形成“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义乌传奇故事。
孝义行天下
孝者，为治世之经，立身之本，百善孝为先，也即孝为众德之本，大道之基。在传统社会，孝文化作为家庭伦理最重要的规范，调节着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的行为，并逐渐升华为人们自觉的道德行为，促进了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
地处浙江中部有着2200多年建县历史的义乌，与其他地方相比，其孝义文化更胜一筹。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义乌为孝子过化之乡。”无论是“乌伤”“乌孝”，还是当今的“义乌”，其名都与孝义密切相关。“义乌”县名里，既蕴含着孝义，又蕴含着生命的代价。诚如历代《义乌县志》所记载：“乌故多纯悫之士，其笃爱敬，守礼法，重然诺，慎取与，自纳于矩镬之中，尺寸不逾。”这种忠厚、诚信、懂规矩、不欺诈、守法度的品质，便是义乌人做人、经商的准则。
被称为“亚商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认为要先修人品，后做事情，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崇德向善，“做而不止”，一个人终能让好习惯转化为行为自觉，抵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漫漫时间长河，生命不过一瞬，而为时代明德的行为，却可以永恒。
为了追求仁道，讲究诚信，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衙门、志士仁人，均十分注重这方面的教育，诸如老百姓教育小孩“小时偷针，大来偷金”“只要做事正直，不以成败论人”“只要名声正，不怕破头巾”“人要心好，树要根好”“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
曾任义乌知县的熊人霖则以民歌的形式训诫乡民，每月集会时演唱，劝喻百姓孝敬父母、尊重长辈、遵纪守法、和睦乡里。
孝顺父母歌
天高地厚海波长，这样恩同父与娘。
不信亲恩难报答，问君怎样痛儿郎，痛儿郎?
劳心劳力万万千，总因儿女计周全。
养心养志须兼尽，草木如何报答天，报答天?
和睦乡里歌
难把黄金买好邻，相规相劝是相亲。
休将闲气轻争讼，黾勉同心做好人，做好人。
富汉周贫是福田，贫人怨富祸相连。
施财济物阴功大，巧取从来不聚钱，不聚钱。
教训子孙歌
娇儿不教大来痴，及早教他莫要迟。
记得桑条从小郁，儿贤方得守家赀，守家赀。
或读诗书或种田，总教勤俭做家缘。
儿孙不教亲之过，忠信存心做圣贤，做圣贤。
一些名臣邑士也以同样方式与老乡共勉，如宋嘉定十六年（1223），登进士第的虞复，在任扬州酒官时，曾上《四十八规》，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齐家
《齐家》说的是尧把天下传给舜，真可谓是件大事，尧不看其他的，只看舜是如何为嫁给他的尧的两个女儿来做表率的。难道不是因为治家这件事既是人们最难做好，又必须做好的根本吗？有人怀疑治家不如治国、平天下困难。然而，圣人在治家方面特别在意，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私欲不易克服，亲情易致轻慢，治家之难，不也是自然的吗？那么，治家的方法有哪些呢？《周易·家人》的《彖》说：“一家之中应有类似威严的‘君主’，那就是父母。”同篇的《象》解释说：“君子说话应当有根据，行动也要持之以恒。”“九三”之卦的爻象说：“妻子儿女笑闹，有失家中礼节。”“上九”之卦的爻象说：“敬畏可以获得吉祥，在于严格要求自身。”保持威严，不嬉闹失态，那么欲望可以克制，亲情也不会导致轻慢。所以，圣人通过自我反省，一定会谨言慎行，这就是所谓想要治家一定要先修身的道理。这就是立身处世的根本，能不谨慎对待吗？
守信义
信用和道义是人心所共有的，有自然感应的禀赋。匹夫之间的交往尚且不能失去信义，更何况一国之主君临天下，统治臣民，能不知道信义为何物吗？君主失去了信用，那么臣民也不会信任他们的君主，君主忘记了道义，那么臣民也不会对君主守道义，臣民不信任他们的君主，那么君主下令时便不会听从，臣民对君主不守道义，那么君主统率时臣民便不愿服从。这样的君主，还怎么统治臣民呢？因此，君主知道恪守信用和道义，然后才能使他的臣民效仿也都恪守信用和道义，同样遵从他们的君主。君主能不致力于此吗？
进廉退
谦逊的贤士，不以升迁为荣耀。朝廷让谦逊的人当官，不是因为谦逊的人可怜而给予他们位子，而是要通过表彰他们的高风亮节来促使廉洁知耻风俗的形成，使贪婪、不择手段的人感到愧疚罢了。然而，贪求竞进的人不先肃清，那么谦逊的人终究不肯出来。为什么呢？清白纯正的操守常常害怕被轻易玷污，而刚正不屈的足迹固然不肯混杂在无耻下流、卑鄙低贱者的队伍中。因此，世道清明廉洁则隐士少，朝廷乌烟瘴气则隐士多。那么，朝廷想要使谦逊之人出来做官，一定要从抑制贪得无厌之风开始。
此外，义乌的宗族教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忠、孝、智、勇的示范方面建立了一套包括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行为规范体系，诸如在《龙溪陈氏宗谱》中选取楷模，进行示范的方式使宗族成员明确自身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子弟不论贤愚教之读书，要他解得人伦二字为何物，天理二字为何物，不可过于宠信，任其游荡不务行业，不加督责，恐日后忤逆无状若禽兽然，再惩以法岂不自误。”
吾地田少山多，出外势所不免，为父兄则须要仔细筹度，不可任他去走。夫明知其不好而为之，本心丧矣。虽得千金必无一生受用天理。且子弟既无本心，自然不由正道。在外决不务实，在家决不孝顺。日后只知自己不顾父兄，悔之已迟，各宜自忖。
崇德向善，义行天下，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背景中，才使得义利并重的民风民俗有了发展的空间，义乌的诚信文化才得以逐步发展，蓬勃壮大。
根植孝义代传承
自古以来，生活在义乌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受乌伤、乌孝等浓郁孝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乡邻和睦、尊老爱幼、敦亲尚孝，这些伦理道德代不乏人，且代代相因。诚如嘉庆《义乌县志》所评：“……所谓施诸后世，放诸四海者，无异道也。吾乌，县以孝开，冢留秦壤；忠孝堂，颜、宗并祀，视他邑更轶伦矣。”
从流传于当地的民谚、歌谣中也能窥其一二。如谚语称：“孝敬公婆自得福，孝敬田地自得谷”“敬九十九杯坟头酒，不如敬一杯喉头酒”“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等。歌谣则更多，如《仙英哭夫》：“……日头晒来热烘烘，公婆前来劝一通，劝阿仙英去嫁侬（人），仙英勿愿嫁老公，服侍婆婆服侍公，公婆过辈（去世）再嫁侬……”又如《花名宝卷（劝世文）》：“孝敬公婆为第一，自己也要做婆身；侬（你）若勿把大人敬，遭人轻视被人恨；在家尽心敬公婆，何用南海拜观音；一心只管行孝道，皇天不负孝心人。”在《劝孝歌》中则唱道：“孝为百行首，诗出不胜录……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奉劝为人学，孝经宜早读。人不孝其亲，不如畜与禽。悲乌尚反哺，羔羊尤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料与木……”
除了重孝道，义乌民风还讲义气，重然诺，乐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万历《义乌县志》风俗中曾与东阳民风相比较：“礼仪繁委，不及东人。然真情款洽，重然若不欺，过之远矣。”难怪邻县东阳人与义乌人相处总是十分融洽，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东阳亲，不如义乌邻。”
在义乌，素有“尚利进取，急公好义”之民风。因而“兴大役，动大众，一呼而集，不费公帑之事司空见惯。”这是因为在义利取舍上，义乌人主张怀义而去利，坚持视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视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视道德原则高于利益原则。正是在这传统忠义节风的影响下，义乌人在善进取、急图利的同时，尤为注重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秉承的经营法则是“仁中取义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实践表明，自古至今，义乌人的忠与孝，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据旧志载，元末明初著名文史学家、《元史》总裁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而捐躯云南后，其儿王绅与哥哥王绶，不但将父亲遗稿汇编成《华川集》，并请方孝孺作序，使之得以流传，而且悉心照顾母亲。当母亲病重时，儿子王绅竟割股为母作药引，宋濂得知后十分感动，分别作《思亲堂记》《绎思辞》，称赞道：“忽持节而来归，终扩辟此殊方；盖殒在异域，至此犹未闻。”还有同时代的方稠，“父病，百药不效，以割股得痊。”清代王应麟，因兵乱与父亲一起逃难在外。一天，遇散兵游勇，将其父亲绑架后要勒索其钱财，可搜遍全身并无值钱的东西，遂逼其带至家中，“家无所有，将杀之。”这时，王应麟紧紧抱住父亲双腿，对兵士哭诉道：“家实无有，若欲杀父，愿以身代。”这些残暴的兵士看看实在榨不出油水，果然将其杀之，而父亲得以免除一死。
义乌的普通百姓尚且如此，那些儒将雅士更是这样。如元代的黄溍，“……特别孝顺父母，拳拳之心始终如一，他67岁时，虽未到引退年龄，但时时想到年迈的母亲，就向皇上呈递了纳福侍亲的请求，并径自南下还乡。至正九年（1349年）四月，黄溍再次向皇上递呈奏章，请求辞官还乡，不等圣旨下来，他又径自而行……”清代金汉鼎，母亲是大司寇（兵部尚书）吴尧山的侄女，是诗书传家的大家闺秀，她整日读《孝经》《烈女传》，从不懈怠。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金汉鼎潜心研读经史，探讨做人的道理和修身治国的学问，因而也特别有孝心。学有所成后，在外为官多年，非常怀念含辛茹苦抚养他成人的老母，遂告假归里省亲，承欢膝下八载。复出后，因闻母亡而悲哀过度，竟卒于奔丧途中。
义乌的男士如此，那些妇女也一样。一代才女倪仁吉，婚后三年丈夫即病故。自寡居后，与婆婆相依为命，更加细心地照料其饮食起居，不仅如此，还“娓娓承欢”，常常陪她嗑唠家常，说些轶闻趣事，逗老人开心。岁月易逝，人生易老。13年后，婆婆寿终正寝，临终前，她拉住倪仁吉的手说：“好媳妇，真是难为你了。”婆媳情深，总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婆婆亡故，倪仁吉就雕刻了她的遗像“供室中三十年，朝夕奉之，从不怠懈。”她在《梦先姑龚太孺人》诗中满怀深情地哭道：“梦魂犹得承颜色，语笑经违三十秋。耿耿此心珍所授，尚存香鸭在床头。”
传统的家庭孝道是一个内容极其繁芜的庞杂体系，从历史视角来看，孝义文化对民风民俗的形成，力促诚信道德规范，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风俗习惯是历史形成的，它既是前人的归宿，又是今人的起点，更是后人的营地。诚实守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修身治国之本，作为一种美德，他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因而，诚信不仅是为政之法、齐家之道，而且也是经商之魂、创业之基。
作为义乌商帮也同样将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重然诺、守信用。做到以诚待人、以信服人；宁可失利，不可失义。
义乌人重视操行节义，由来已久。在义利取舍上，主张怀义而去利，坚持视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视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视道德原则高于利益原则，如东汉杨乔拒绝桓帝以公主相配，宁愿绝食而死，“孟礼重于色，义重于生也。”杨乔之后，唐骆宾王之节操义行，千载而下，尤为义乌典范，嘉庆《义乌县志》将其列入《志节传》，《金华献征略》将其事迹列入《忠义传》。此后，“抗当路而脱陈亮之罗织”的喻南强、“题词讥秦桧之议和”的黄中辅，也都被视为节义之士。
义商“以义制利”
在这方翰墨水土的浸润下，义乌商帮受到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深，因而在丘陵岗地的日月风尘中，在无尽的沧桑风雨里，诚信无欺、言而有信，以义制利、义利并举，成了他们的精神价值观。从而在义乌商贸史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以德为上，诚信践诺的精彩故事。
“克承家训，尝客杭，行主误发米银六十余两，抵家始知，即遣人送还。”旧志里说的是清乾隆年间，义乌有位贩六陈的商人叫叶宜春，有一次运粮食到杭州，结算时米行老板多算给他60多两银子，回家后一数才知道，多出的银子虽不为外人所知，但出于诚信，叶宜春毅然决然派人将银子专程送回杭州。
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在清末民初，义乌商贸业得到较快发展，且出现了值得后世称道的良商义贾，如《泉陂陈氏宗谱》记载，后宅全备村的陈开兰“兼营商货，至苏杭，必大获利归，操赢如胜券。同业者每不解其故，有问之，曰‘吾无他长用，吾诚而已，一诚无伪，人皆信之，吾是以得战胜商场也。’”
是的，陈开兰道出了广大义商的心声，诚信是个游戏规则也是个商业规则，遵循了才能得到长久的利益，因为只有在顾客消费者认为是可靠可信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丰厚的收益与回报。
另据《延陵吴氏宗谱》载：其家族吴尔海“资性故勤慎，擅计算，朴毅重然诺，用是所业日盛，而财雄一乡。”
“诚交天下客，义纳八方财。”这种先义后利、以义盈利的心智素养，成了义乌商帮最重要的经营之道；同时，与人为善，待人谦和，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成了义商成功与致富的秘诀。正是在义利并举和讲究诚信理念的孕育下，义乌的商贸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迥异于唯利是图者的精神风貌，使“拨浪鼓文化”在商贸史上大放异彩。
铁肩担道义，忠孝行天下。正由于从古至今致力于弘扬孝义文化，崇德向善，德行天下，而使当今的义乌以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以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