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义乌商报·群言堂》刊发的杨光洲先生《农民工您好》一文，针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新词语的出现，往往反映着社会的变化”入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找答案，“联系其产生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充分肯定了“农民工因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而产生，为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而努力”的伟大历史作用，同时指出“农民工群体的种种之苦，皆源自制度的缺陷与社会观念的陈腐”，给出了“在伟大的逐梦路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奋斗中，农民工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尊重，正在实现华丽的转身”的希冀和结论。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愚以为，关于“农民工”改称其他的初衷是好的，至于“农民工”这个词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也无关紧要。核心之核心、关键的关键还是“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地位。

毋庸置疑，“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催生的一个庞大群体。仅就“农民工”称谓而言，愚以为“农民”二字系原来成分，“工”则是现在身份，言简意明，贴切形象，大家都这么叫，国家公文也这么称谓，无甚不妥。前些年即有人非说“农民工不好听”，“‘农民’二字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非改称什么“新产业工人”“新市民”，“农民包工队”则改称“外施队”等等，概念模糊、不伦不类不说，还美其名曰“这些称谓变迁的背后，折射出社会的人文进步”。无论倡议者动机如何，客观效果上给人感觉就是花里胡哨，净玩虚的。

鄙人从不以为改个称谓就“有尊严”，改名就能改出“社会人文进步”。反倒让我想起民国时期宣永光先生《疯话连篇》中讲过的话：“人全是愿得实惠，不重虚名。做官若能真享清福，纵然将‘官’改称‘孙子’，人也是愿当孙子。为民若真受活罪，纵然将‘民’唤作‘祖宗’，人也怕当祖宗”。试想，倒退几代谁不是农民？称呼“农民工”怎么就不尊重了？“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依我看，改名莫如加钱。与其在“农民工”叫什么更好听更体面上费心思、绞脑汁，倒不如为农民工解些难题、让农民工得些实惠更实在。比如，让农民工“安全确有保障，工资按时发放，子女都进学堂，‘五险一金’全上，文化生活不枯，住得冬暖夏凉”。如是，即使锁定“农民工”之称不得更改，或前面再加个“纯”字，叫“纯农民工”，我想，农民工兄弟们也是高兴的。不信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