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前初冬的一个子夜，1920年12月1日，长沙文化书社，青年毛泽东写下“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这是一份复函，写给远在法兰西留学的蔡和森。

留法期间，蔡和森接连给毛泽东寄去11封长信，第一封写于1920年8月13日。因邮路不畅，这封极为重要的信件，书写在法国盛夏，收悉于长沙初冬。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抵法国不及半载便“猛看猛译”马克思著作的蔡和森灵光一现，“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只因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进而寄望于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对这一破天荒的倡议，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的复函中“表示深切的赞同”。在1920年9月16日的信中，蔡和森向毛泽东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史上首次以系统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原则命名所要建立的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谓之“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欣然告知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而“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

相约建党，身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东毛西蔡”堪比“南陈北李”。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同人相约，毛泽东与蔡和森则为同窗相约。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杨昌济弥留之际给挚友章士钊写下托孤之言。在追求最新民本主义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9月，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张贴《征友启事》。虽应者寥寥，却为“当代英才”之聚。

然而，彼时中国为这群“当代英才”所痛彻：“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为纪律，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应征的12位学友及召集人毛泽东携手共创新民学会。与会的罗章龙即兴吟道：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礼记》）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蔡和森《少年行》）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而“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言救国救民之“大本大源”何处寻？

毛泽东与蔡和森商定，分头打开“各方面的‘阵’”，在各方面培育“打先锋的人”：一个“出洋”，“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一个“暂不出国去”，“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毛泽东1920年2月致陶毅信）。毛泽东率先在湖南发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先后四度抵沪为赴法勤工俭学生饯行。最令毛泽东动容的是，时年54岁的蔡母葛健豪携子女蔡和森、蔡畅以及未来媳婿向警予、李富春一并留法，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创举”，亦由此成立新民学会法国支会。

鉴于这群“打先锋的人”打开“各方面的‘阵’”，在1921年1月由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上，决定改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手段。唯有胸怀中国与世界，这群三湘学子才能跟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北上赴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之途，蔡和森尚且感慨“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而随着连通欧亚大陆的同窗两地书频频，新民学子已手持“鲁阳戈”——马克思主义这个“大本大源”。恰如青年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信恩师黎锦熙：“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正因为新民学会“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访谈中，毛泽东称该会“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0年”，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的入党时间一栏，毛泽东慎重填写这个年份。那是“峥嵘岁月稠”的新民学会时代：岳麓山脚，湘江侧畔，橘子洲头，“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毛泽东《心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