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满江红》在春节上映，唤起了更多人对抗金英雄岳飞的敬仰。有好考据者，为岳飞背上刺字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而争论。查《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母所刺的字是“尽忠报国”，而赵构手书赐予岳飞的旗子上写的是“精忠岳飞”。其实，“精忠”还是“尽忠”并不重要，因为二者强调的都是一个“忠”字，重要的是“忠”的对象。正是由于岳飞与赵构对“忠”的对象即“国”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才导致了赤胆忠心的岳飞被杀的千古奇冤。

岳飞心中之“国”，乃君王、百姓、河山，而赵构心中之“国”和大多数帝王一样，乃家天下，朕即是“国”，“国”即是朕。岳飞心中之“国”，乃完整的神州河山，不容异族染指。赵构心中之“国”，乃其个人统治、享乐的空间，半壁江山也是其“国”。二人心中“国”的概念，即“忠”所报的对象，既有交集，也有不同，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磕磕绊绊不断，注定要酿成悲剧。

北宋后期主要面临两股力量的威胁，一是异族侵略者金，二是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或土匪。从对这两股力量态度上的差异，就很能看出岳飞与赵构对“国”的各自理解。赵构认为这两股力量皆是威胁其“国”的敌人，在具体处理上，欺软怕硬，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甚至对金称臣、上贡以求和，对国内起义军则命令武力消灭。总之，只要能让我的小朝廷之“国”偏安即可。而岳飞则与其相反，认为神州河山乃我“国”，寸土不让，力主抗金。对国内起义军则主张消灭匪首、招降部属，始终把异族入侵当作主要矛盾，视为“国”之大敌，对同胞却多有恻隐之心。

宣和四年（1123年），还是康王的赵构在相州与岳飞有了第一次工作接触：“飞因刘浩见，命招贼吉倩，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赵构对岳飞招降吉倩是满意的，遂“补承信郎”。

然而，四年之后（1127年），赵构当上皇帝，岳飞向其上书，力主北伐：“‘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书闻，以越职夺官归。”赵构对是否北伐的实质内容不置可否，却把岳飞越级建议的程序性瑕疵无限放大，鸡蛋里挑骨头，上纲上线，罢了岳飞的官，堵住主战的言路。看懂赵构这步棋，就不难明白他日后默许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冤杀岳飞的招数了。

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金兵步步紧逼，这让赵构又不得不用岳飞之“忠”为保卫其半壁江山之“国”。所以，在岳飞复出为赵构心中之“国”剿匪、灭寇解燃眉之急时，赵构不断提拔岳飞的职务，但是，这并不能把岳飞对“国”的认识统一到赵构的思想上，二人的矛盾继续发展：

绍兴三年（1133年）春，岳飞剿灭虔州贼兵，赵构“密旨令飞屠虔城。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不许;请至三四，帝乃曲赦。”作为臣子的岳飞，竟让皇帝屈从于自己的意志，皇帝能不在内心给你记上一笔吗？

赵构继续从感情上拉拢岳飞。绍兴三年秋，亲题“精忠岳飞”并制旗赏赐。绍兴五年（1135年）又封岳飞的母亲为“国夫人”。可是，这并不能改变岳飞主战的政治立场。“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赵构听后虽然表态:“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却听从主和派秦桧“欲画淮以北弃之”的主意。以至岳飞捷报频传、拟直捣黄龙时，却一日收到十二道撤军的金牌。赵构为首的主和派卖国割地求和，要在半壁江山之“国”享受“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歌舞升平，而一心要收复失地的岳飞，就成了他们的最大障碍，将其召回，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最符合赵构集团的利益。秦桧当然是杀害岳飞的刽子手，但是，没赵构这个一把手的同意，秦桧敢动手吗？

岳飞从前线被召回时，手握重兵。熟知兵法的他，岂不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规则？但是，他“国”的概念，既有与赵构“国”的概念不同的百姓与河山，又有与之相同的“君王”内容。岳飞把“君王”排在了“国”的首位，而此君恰恰又是最大的卖国贼，最终铸成了历史悲剧。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岳飞若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悲剧或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