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出现普遍困难,具体成因和结构各不相同,但根源相当一致,出现目前的状况并不意外。1994年开始的以分税制为主体的财政体制又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经济趋缓和景气下行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前曝光。地方土地财政的终结,既有经济运行周期性规律的推动,又有城市化城镇化这一发展路径固有的天花板因素,失去了土地财政的强力支撑,地方财政面临着必然的困难。
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核心还是事权和财权的适度匹配。从现有财政与税务的政治结构来看,简化税制,完善税收结构,开征纯地方财政收入的财产性税种,以及调整事权和财权分配,属于较优选择。从宏观的闭环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推了之,高高挂起。复苏地方财政,必然要改革现有财政体制。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一方面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等待,这一时期的地方财力需要找到出路需要过渡需要支持,另一方面,新的体制出台后,原先的地方政府负债依然存在着去化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在新的赶考路上,需要适度调整考点,更需要全新的应试模型。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方向
税制改革。信息社会,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为深化税制改革提供了技术保障。首先,加强税收征管。税收的无偿性、固定性、强制性作为税收的基本属性不能动摇,税务部门如果改旗易帜去强调服务强调柔性,必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损害守法纳税人的利益,同时引发劣币驱逐良币,严重伤害政府的公信力。其次,降低名义税率。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实际税负的趋同,是财政文明的重大进步,而信息社会为此提供了征管所需的全部要素。第三,简化税制。增值税体系和所得税体系进行简并,以使用途径命名的附加税种全部停征。开征财产税作为未来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对存量财产课税既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解决消费停滞、价值观扭曲、阶层对立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又可以推动社会温和化、慈善普及化、高校摆脱过度行政化等良性循环。第四,税收中性。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停止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免,改革为财政返还和财政扶持。明贴暗补混为一谈,对市场有效造成了多重冲击,混乱了经济秩序,而且造成管理冗员、寻租设租等诸多弊端。税收征管法从来没有说过电子商务不要征税,这么多年的电商征管缺位,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效率。税收的直接减免,也违背了收支两条线的现代财政规范。
国资改革。国有资本的财富生成与财富分配,是未来地方财政可持续的重要方向之一。首先,地方国有企业经营利润考核和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应当成为地方财政的重点监管工作。在政府债替换城投债已经全面铺开的背景下,地方国企必须尽快回归企业的定位,以利润为核心开展经营活动。其次,改革国企的股权管理和经营权管理。继续推动混改,在当前这一阶段,逆转混改的方向,开放国有的资源,让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按市场价格购买国企股权,形成新的混改模式,为地方财政提供新的财源,实现以空间换时间。并且,在全国性普遍缺乏体制内经营人才的情况下,以量化目标考核等形式,让渡经营权,让真正的企业家进来,带领专业的经营团队,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地方财政多作贡献。第三,重新厘定中央和地方的国企结构和股权结构,划分部分央企给地方。一些资源性要素型的央企,地方财政投入部分不能无偿划转,应当配送相应的股权或承担债券。
中央转移支付。重大国策性的新增事项,超出了原有的地方事权和财权分配架构,这部分地方财政支出,应当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出,新增地方财政收入,减缓地方负担。本该中央财政负担的债务转嫁成地方负债,从宏观角度来看,毫无意义。
地方财政支出压缩的路径
大幅消减甚至停止招商引资的财政性支出。建议中央财政明确规定,除外商外资(包括合资合作项目)以外,其它本土投资项目,各级财政一律不得进行各种形式的奖补。各地的招商引资,都以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源为代价,一方面造成全社会的产能盲目放大,既扭曲资源配置,又导致企业虚胖不利其自身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富人,既有悖于社会公平,也不利市场效率发挥。这些项目,没有了各地不断加码的财政配套或国有资本配套,仍然是在国内生根开花,而且对投资企业来说,还能去分辨各地真正的营商环境,思考其产业战略规划和全国布局。盲目扩张、过快扩张正是近年来国内大企业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财政性支出和承诺兑付事项帮了倒忙。当然,只有在中央财政的统一部署下,这项工作才有实施和推动的可能。
精兵简政放权。政府管得过多过细,甚至于要管到企业的订单数量、管到居民的家门以内,必然造成行政成本的大幅上升。过多政府雇员和财政供养人口,除了会加重财政负担,还会明显降低社会运行效率,滋生出腐败问题。人员过多,就容易以改革创新为名,扩大管理范围和管理深度,造成权力越过边际,对社会造成严重干扰。部门过多人员过多,极容易造成部门利益最大化,部门驱动的主动寻租设租。裁撤机构,裁撤冗员,是实现地方财政再生的必然选择。
经济活跃是地方财政的根本出路
静态的收支分析,并不足以完全解决地方财政的困局,动态的宏观视角的地方财政建设,需要调整地方考核的重心,未来竞争的根本实力点在于活跃地方经济。经济活跃才能维持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鼓励追求经济效率,从而实现全面的发展。不改革改变财政理念,用大量发行地方债的方法,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们需要构建新经济学说来解释并引领当前的经济,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中央财政要优先关注地方财源建设,优化结构推高总量,率先加大政府性支出。精兵简政不等同于压缩财政支出,在经济趋冷的时刻,中央财政应当扩大政府性支出,政府集中性购买商品与服务,消化国内商品,增加全社会的就业岗位。
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在外循环上,众所周知我国出口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部分缺口对国内经济冲击到底有多大?我们用出口顺差,购买了大量的美债,而美国用这部分美债的美元,又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反复循环,美国用了基础数量的美元,就购买了海量的中国商品。而且,这些顺差形成的债券,美国目前没有能力偿还。如印钞偿还必然造成美国信用的破产,使其帝国地位闪崩,所以,站在美国的角度,这些钱也不想还。而现有的国际政治架构和实力对比下,中国不能兑现持有的美债甚至不能大量抛售美债,贸易顺差给国民带来的利益就远不是国与国之间正常贸易的福利。未来,如何把向外的财富转为向内的财富,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商品没有完全转化为社会财富、政府财富、居民财富,这和我们的分配方式存在着很大关系。建议直接由中央财政向居民发放现金或代金券,在份额上对应原先的出口萎缩部分,将其产能有效地转化为内销,从而通过扩大国内需求国内贸易实现供给平衡和供给总量的巨大增长,借此把产能转化为就业岗位,把产品转化为社会财富,经济就恢复了活力和循环,消费、投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将重新步入上升通道,一举多得。在此过程中,结合结构优化和落后产能淘汰,提升经济效能,在总量提升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生产力极大进步的时候,分配方式的调整,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叠加按需要分配,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巨大体现。
改革永远无止境。财政思想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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