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职位再牛气、性格再强势，也很难将所有的事搞定。毕竟，个人与社会，力量悬殊得如蚂蚁与大象一般。我们熟知的一句话“无知者无畏”，绝非表扬无知，而是提倡有畏。

曾国藩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同治元年六月初十，曾国藩给奉命带兵的两个弟弟国荃、国葆写信：“毁誉悠悠之口，本难尽信，然君子爱惜声名，常存冰渊惴惴之心，盖古今因名望之劣而获罪者极多，不能不慎修以远罪。”曾国藩这段话说得非常通俗，无须翻译，他用了一个概念：冰渊惴惴之心，耐人寻味。渊者，深潭、深池也。冰渊惴惴，意思是一个人日常行事，要像双脚踏在冰潭上一样小心翼翼。

我通读过许多有关曾国藩的文字，比如他的家书、日记、给朋友的信、诗文、传记，有个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他的一生有“四畏”。

首先是“畏情”。曾国藩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祖父母是大家长，其下有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夫妇、叔父曾骥云夫妇。曾骥云膝下无子，曾麟书则有国藩、国潢、国华、国荃、国葆等五个儿子。当时做京官工资很低，哪怕位至副部长（礼部侍郎），曾国藩依然需要借钱度日。然而，再穷，曾国藩每年也要寄钱回家，多少钱给祖父母做家用，多少钱给父母、叔父母、妻子与几个弟媳做零用，多少钱馈赠亲族，都有吩咐。曾国藩也特别讲义气，亲戚、朋友有事，他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比如替堂叔楚善安排生计，帮重病的陈岱云请医生、为早逝的梅霖生张罗后事、重金吊唁战殁的李续宾和病逝的胡林翼，处处体现了“心中有人”的君子风范。

曾国藩“畏理”。早年在京师，身处卑微，他能做到虚心却不自贱，一方面常就立志、修身、读书等事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另一方面却依然保持着傲岸的人格，从不为职务升迁奔走权贵之门。中年之后，他位高权重，却能谦抑权力，不以势压人，不偏听偏信，无论是做副部长，还是当湘军老大、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都能做到重事理、讲诚信、无私心。李元度是曾国藩的爱将，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始终不离不弃。后来李元度轻敌打了败仗，还不及时来营作说明，曾国藩不得已向朝廷参奏了他，李元度因此被撤职。

官场中人，最应该“畏法”，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也堪称模范。曾国藩一生非常勤政，做礼部侍郎，为纯洁官风，冒着风险，数次上奏皇帝请求施行新政；兼刑部侍郎，以雷霆手段查处在朝廷有后台“树大根深”的贪腐地方大员；受命办湘军，老老实实地练兵、造船、打仗，数蹈死地而不悔。他也是个清官，执掌湘军十来年，过手三千多万两白银，不捞一分一毫；做两江总督，养廉银每年高达二万两，按惯例一年还可收受二十万两银子的陋规，而曾国藩死时留下的财产只有一万八千两银子，让其门生、故旧深受感动。

曾国藩“畏史”。读曾国藩日记与家书，有种强烈的感受是他想做孔孟一样的圣人。他用心读书，是想求知；他真诚为人，是希望修身；他认真做事，是渴盼立功；他写那么多诗文，还开创了安徽桐城派之分支——湖南湘乡派，是期望立言……一句话，他是一个有规划而能充分自律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能走进时间的深处。

人有敬畏，说明内心有所在乎；敬畏什么，就是在乎什么。曾国藩抱着一颗澄清天下之心，愿意放下即时的享受、舒适，敢于向自己的私念开刀，冰渊惴惴地对待每一件事。而生活也认可了他的努力，无论历史对他曾经的功业作出怎样的评价，至少他的操守、处世观念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存。

冰渊惴惴的深处其实是对自我最大的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