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我国调查失业率统计方法——“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为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这些人都属于就业”。这段话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网上各种声音喧嚣一时。出现这种情况，本质上是由于社会上高度关注就业问题，同时对于统计制度和方法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内容又知之甚少，信息不对称和主观判断，形成“反直觉”的统计错觉，也因而带出一波热闹的话题。
就业作为经济中的关键因素，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程之一。就业为全民关注，既是经济学与生活密切相关，又是经济学在全民文化素质提升后深入人心的结果。从家庭的角度来看，作为个体的就业属于微观经济现象，但想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当前的就业策略，就需要从宏观经济及其趋势中寻求答案。
预期面临调整
普通高等教育的光环已经消退。199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为57.07万人，30年后的今天，全国大学毕业生预计为1158万人，超过了2022年的出生人口956万这一数量，其中，硕博研究生人数首次过本科生。过去，家庭普遍预期有更高的学历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并且有更高的薪酬待遇。但是正如货币印多了会发生通胀一样，如果没有新兴产业的崛起并吸纳大量的人才就业，文凭印多了也会在就业市场催生通胀，文凭贬值，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降维打击无处不在，本硕博原有的就业层次，会被逐级打压。在硕博应届毕业生超过本科生的背景下，本科生本就逐渐狭窄的就业空间，将被进一步碾压。
即便就业了，收入与之前成长的培养成本有可能出现倒挂。倒不是认为孩子的教育与培养是投资，生命的哺育与陪伴成长属于有机的温情，不是冰冷的投入产出比，但孩子的培养成本越来越高是不争的事实。之前学硕和专硕享受的政府补贴已经拉开了差距，专硕需要自费解决在校期间的住房问题。鉴于当前的财政形势，政府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补贴能力减弱，大学的学费正面临着普遍性的上涨压力。公开的消息显示，上海拟从今年秋季开始，将公办高校本专科平均学费由每生5420元，调整至7215元，涨幅达33%以上，有的学校个别专业的学费涨幅超过了54%甚至更高。公立大学的学费上调，对于农村刚过小康生活水平线的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202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1万元，对于被平均的更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学费支出和在学期间的生活费用，会严重拖累家庭的生活质量。而对于这些家庭的孩子来说，毕业以后就业的压力更为明显，一旦无法如期就业，可能就会长期沦为社会的底层。
来自中产阶层的孩子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过去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工农产品剪刀差，本质上是收入的剪刀差、就业的剪刀差，就年轻一代的劳动者来说，工农之间、工种之间的差距基本消失。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建筑工人（多由进入城镇化范围的农民进城承担）的月收入与普通白领的月收入，孰高孰低还真不太好确定，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肯定不能覆盖家政的保姆工资，更不用说月嫂一类的月薪。但就支出来说，中产阶层习惯了原有的消费层级，做不到消费降级，很多中产家庭看似生活正常，但是由于购房或者投资，隐藏着高杠杆的生存状态。大额的房贷和其他融资负担，需要家庭成员的充分就业，一旦出现就业缺口，就有可能出现断供风险和家庭财务崩盘。很多时候，来自中产家庭的孩子，更需要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但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这很难实现。
现实正在变化
经济新常态。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很多人仍然没有反应过来，还在过去的高增长习惯中难以自拔。中低速增长，意味着蛋糕总量增长不及过去的增速，过去的分配模式或分配比例难以为继，必然有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要作出牺牲，收入会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即使工资收入出现正增长，只要增速不及物价上涨增速，仍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但是在新经济模式下，家庭债务不会减少，如果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就业不充分，那就意味着居民收入锐减，按月偿还的债务负担将挤占家庭财务支出占比。在当前居民负债率表内数据达到60%以上的时候，表内加在表外的数据，可能需要负债家庭在就业的选择上作出让步，即低薪也是生存的需要。尤其是很多家庭按照原有的经济学模型，试图利用通胀来实现债务贬值，而在新经济模型下，低速增长难以实现债务贬值的预期，也限制了家庭资产暴涨的预期。
原创科技不足和整体科技进步。全球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缺少了社会财富的显性增长极，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效率的停滞。恰恰相反，由于存量竞争，由于内卷，在全球企业普遍性利润下降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企业会继续维持技术改造和科技应用，包括AI应用在内的软硬件双通道的机器换人，是必然的选择项之一。这对于中产和中产以下阶层来说，是非常残酷的现实。AI和新的IT技术将实现普遍性的普通岗位缩减，而高端的决策和管理岗位无法扩容吸纳这么多的新增人才，对中下阶层家庭出生且没有更好教育背景和天赋的孩子来说获得相应的岗位机会将更难。如果不进行社会改革，阶层固化将粉墨登场。在之前的三农经济论述中，以义乌为例，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下降有过测算，以我市的农业耕地面积来推算，2021年全市耕地面积16551公顷，按照现在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需要236人。考虑到农业地形整理上的局限性，我市农业如果能达到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也只需要农业种植人员2360人。这样的就业人口规模，对于单纯只拥有普通劳动技能的人群来说，竞争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成本的压缩和效率的提升，同样适用于行政部门，为了稳定社会，政府可以在一定时期采取扩招公务人员的措施，但从足够长的周期来看，裁撤冗员、压缩事务、简政放权，必然是优化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率的不二之选。
来自国外的警示。韩国是发达国家，也是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邻国，这些年，韩国经济步入低速增长区间，2019年GDP增速为2%，2020年GDP增速为-1%，2021年GDP增速为4%，2022年GDP增速为2.6%，预计2023年GDP增速为1.4%，低速增长叠加老龄化，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现象和就业结构。2022年韩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到901.8万人，2021年数据显示，“60+”打工人达到688.7万，同期“20+”的年轻就业人口合计648.1万，比老龄的退休再就业人口还少40.6万人。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原因在于退休金不足以生存所需，而且从事的工作都是低端的劳动岗位，如快递投送、垃圾分拣、清洁工、煤气工等岗位，薪酬低。韩国66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为40.4%，为经合组织（OECD）37个成员国平均水平的3倍，韩国的自杀率长期高居经合组织第一位，老人的自杀率又是韩国总体自杀率的两倍，自杀的原因大都是生活贫困。冰冷的数据真是对所谓的发达国家赤裸裸的嘲讽。
保持清醒认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增长减缓或停滞时，一部分人收入的增长，意味着其他人的收入减少。我们生活在义乌，对就业感觉是零压力、无感知，我们接受的反馈，更多的是收入增长不如预期，包括我们财产性收入如租金在减少，工资性收入没有增长或略减，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增多等等，但是我们要认同统计数据的严谨，义乌的高就业率意味着国内其他县市区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正确评判就业环境，需要用第三方数据或关联数据的结构性分析。以高校为例，各校各专业的就业报告与汽车的官方油耗数据一样，很难让人信服。应届生的就业情况，可以在国家统计局调查队的住户调查样本群体里用问卷手段取得可信数据，也可以用大数据对应届生的银行资金往来进行评估，研判就业与否。
现在全球政府都在对经济进行强干预，短期来看，经济调节政策会让经济规律失效失灵，但从长期来看，经济规律必然会发生作用，任何对冲和跨周期调节，都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并不能真正熨平规律和周期，就业的波动性也是如此。
就业是经济的重要元素，是社会的基本因子。在经济复苏期和调整期，政府、企业、个人需要加强理性合作，全社会都需要努力创造更多岗位和就业机会，实现匀速调波和谐稳定的总目标，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小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