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题目，读者定会怀疑这是不是灌下一瓶闷倒驴后的浑话。大唐那么伟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千古名君、疆土辽阔、李白杜甫……怎么会有值不值的问题呢？不过您先别急，容俺慢慢说。

唐朝繁荣昌盛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隋朝文明的哺育。“唐承隋制”，隋朝创造的先进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文化，被唐朝全部拿来，比如官制、科举、府兵制、均田制、乡里制等等。这里多说几句律令制。开皇三年公布生效的共500条开皇律，被唐朝原封不动地继承。另外，隋朝建设的一些“硬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大兴城(唐朝改名为长安)，都城东西约9700米，南北约8600米，城墙宽约9米到12米，高约5米，砖石垒砌。功能齐全，气势宏伟。大兴城奠定了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都市的光辉灿烂。隋朝开凿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不仅支撑了其后唐朝三百年的基业，也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红利。

二是汉胡文化融合所产生的勃勃生机。陈寅恪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是的，唐朝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都与鲜卑人建立的强大西魏，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家族更是与鲜卑族血脉相连。李渊的爷爷李虎是西魏建国的功臣，是西魏权力中枢八柱国之一。李渊的母亲是西魏名将、鲜卑人独孤信的四女儿。李渊的皇后、一个儿媳为鲜卑人；19个女儿，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民族。几代连续混血，使李世民最多只有十六分之三的汉人血统，而唐高宗李治最多只有三十二分之三的汉人血统（张宏杰著《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赋予了唐朝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和有容乃大的包容及开放品格，故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繁荣的国家。然而殊不知隋朝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与唐高度雷同，抑或更甚。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宇文泰麾下重臣，为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袭爵隋国公。据学者考证，杨忠不仅与鲜卑系各部有关，在他的身上，很可能还有匈奴等民族的混血因素。独孤信的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杨坚长女嫁给周宣帝成为皇后，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有一半鲜卑血统。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分析，假使隋朝不亡，上之两个原因的作用只会更大更强更烈，因为隋是唐的先驱，二者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不少史学家都视隋唐为一体，是很有道理的。

李渊原为其表弟、隋炀帝的太原留守，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史书上说他在杨广南巡期间，在晋阳宫里由宫女陪其饮酒并过夜，犯了大忌，要“吃不了兜着走”，故才造反。我看这是个借口，真实的原因是他有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造反后在儿子的协助下，率兵攻入大兴城，后又消灭了刘武周、窦建德、李密、王世充等豪杰，618年在大兴城登基，国号唐，定都长安。由此开启了长达三百年的李唐江山。很显然，唐朝最大受益者是李渊及其子孙后代。

开皇之治是历史上难得的盛世，其富足远在其后的贞观之上。朝廷府库殷实，百姓安居乐业，故人口迅速增长。17年间户数由隋初不满400万户增至890万户，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记载是4600多万。然而，经过威武雄壮的“隋唐演义”，唐代建立时只剩下1000万左右，只有隋代的约1/5（张宏杰著《简读中国史》155页，岳麓书社）。真实的死亡数字估计还要大，因为边疆少数民族和流亡人口的死亡很难进入官方的统计中。可见李唐成功的大厦，是建立在天下苍生的累累白骨之上。为了一己一家一姓和一个集团之私，而置万千百姓于血泊之中，这样的成功是不能肯定的，故写下此文此题。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被俘的梁王萧铣，被押至长安斩首。临刑前李渊数说其罪过，萧铣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铣无命，故至此。”之后坦然赴死（《资治通鉴》卷189）。杨广被叛军缢杀后，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最终李渊做了皇帝，过渡八年后迎来了贞观之治和以后的开元盛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盛世。假如是王世充、宇文化及之类的乱世魔王得了天下，草民的命运可想而知。从这一点讲，唐朝的建立又不失为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