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将相多爱装神弄鬼，玩“借威服众”的把戏，以期让众人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意志。在迷信愚昧盛行的时代，这种骗术往往能见奇效。

元朝末期，在安徽一带割据的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打算以庆功之名，用毒酒杀死“威名日著”的朱元璋。朱元璋得知后，不动声色地与郭子兴的两个儿子一同前往，半路上佯装“仰天若有所见”，忽然拉下脸，骂起二郭来：“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你们竟然想害我？”两人连忙否认，朱元璋冷笑一声：“那为何刚才空中有神人告诉我，你们已在酒中下毒，要我好生提防？”两人吓得汗流浃背，以为朱元璋真有神人暗中保护，从此再也不敢谋害他。朱元璋仅用一个小小的计谋，便消除了危害自己的严重隐患，可见“神”的威力非同一般。但这必须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人信奉鬼神，并因迷信而不会用脑子去想问题、做判断。

北宋大将狄青征讨侬智高，在一座寺庙里当着士兵宣布：“此次作战，不知神意如何，我要祈问上天。”随即，他取出一把铜币，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上帝保佑我们获胜，这些铜币落地后，有字的一面会一律朝上。”说罢，他挥手将铜币一把撒出，众人定睛一看，铜币有字的一面全部朝上，顿时欢声雷动，士气大振。不久，侬智高被平定，狄青得胜返回庙里收拾铜币时，其身边人发现这些铜币两面都刻有相同字样。利用大众信奉上天的心理来鼓舞士气，倒也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只是它在明显的“作弊”中愚弄了士兵和民众。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既有自然更替的，也有篡位夺权的。当有人想篡位夺权时，常常要宣称旧王朝气数已尽，天命已经转移到自己身上，以此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商汤代夏，誓师时告示众人：夏王罪恶滔天，上天命我讨伐之。武王伐纣，亦告示军民：商王恶贯满盈，上天将其严惩，我只得顺从天命，执行上天旨意。随着时代演进，光凭篡位者或夺权者自己口说，越来越无法慑服众人，于是一些人又从古代巫术中捡出符命与图谶等护身符，假借天命为自己篡位或夺权服务。那时，符命与图谶被视为上天表示意向的凭证，谁能身膺符命或图谶，谁就得到了天命的佑护，谁也就具备了取得帝位的资格。然而，那些由篡位者或夺权者一手炮制的所谓符命与图谶，还不是他们手里一张可以任意游戏的纸符吗？

由于信奉天命和鬼神，每逢大事难以决断时，一些主事者总喜欢通过占卜来预测凶吉、决断行动。不过，这也要看预测结果是否符合自己的意志和企图。倘若“测”与愿违，则不理会吉凶的结果，照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断和行事。武王兴兵伐纣前，用龟甲、蓍草占卜，结果显示大凶。正当文武百官犹豫不决时，姜太公一把将龟甲、蓍草从神案上扫了下来，大声说道：“枯骨死草，能知道什么吉凶？赶快出兵，不要让这些鬼东西妨碍我们的正事。”可见，不管信不信鬼神，掌权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取舍行事，合自己心意者取之，不合自己心意者弃之——无论这种取舍是否正当、正义。

其实，“借威服众”的把戏，早被鲁迅先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他说：“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一些掌权者表面上信神、敬神，内心里却根本没有那种信仰，只不过将神当做为一己之私服务的工具罢了。归根结蒂，这是一种愚民政策，虽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利于永久。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精通“借威服众”的把戏，他们或狐假虎威、恃势凌人，或攀龙附凤、拉大旗作虎皮，凡事总要弄得神乎其神、活灵活现，其目的就是借助自身以外的力量，来维护既得利益，进而攫取更大利益。人们常见的是，某些商家动辄拉上一些所谓“专家”“学者”“权威”，为其产品大做宣传，且每每虚张声势、言过其词，吹嘘用了他们的产品会如何如何好、不用这种产品又会如何如何糟，好像众人都离不开他们的产品似的，这与古代借助鬼神吓唬众人的做派如出一辙，每每使老实善良而又缺乏相关知识和辨别能力的百姓上当受骗。

对付“借威服众”的最好办法，就是丰富自己的知识学养，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水平，不迷信鬼神，不盲目从众，不随波逐流，凡事都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理智判断。这样，那些“借威服众”的说辞和卜卦也只能是废话、废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