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宗良

一九九七年，我去了上海。

改革开放后，家乡先知先觉的年轻人陆续南下广州、深圳，带回的电子表、录音机和电子打火机等新玩意，美美地把我羡慕了一番。是日，我提着衣物去了上海。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我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华丽的大街上，仰望高楼，眼里闪烁着惊讶，心里却十分失落与孤单。那时的上海人很谨慎，看见我们，阿姨们会把手里的东西往胸前挪挪紧，然后用嘴呶呶低声说“外地人”，然后窃窃私语。上海的叔叔们胆子要大点，有时会直截了当地叫“外地人”。我们只能接纳这样的称呼，听到有人叫，心里还是暖滋滋的。

现实生活中，上海人最缺的是力气，而“外地人”的强项就是力气活，找到了互补性，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去接近他们所需之处，比如：帮忙搬一下煤气罐，抬一下物品等等。当然，如果是去远处搬运，上海人会先和你谈一个价钱，问你去不去？事实上，不管他们出多少价钱，我们都会欣然答应。

记得有一次，我的房东刚下班，他兴高采烈地拿着一个水瓢提着一个塑料桶对着我说：“浇菜去。”我好奇，便跟去了。菜园地是老房子倒塌的废墟，面积不大，离家不远，离水沟将近一里，菜地里有刚种下的青菜、卷心菜、芹菜等。房东脸上露出满意的笑意，提着空桶吹着口哨去提水，我跟在后面问他为什么不用两个桶挑水。“怎么挑？”房东反问。我说你等一下，然后小跑回家，找了一根小木棍，去头去尾，留一米多点长，在两头用锯子小锯一下，用菜刀对着锯处斜着慢慢削几下，形成凹处，我再拿了个水桶找了两根小绳子，一路小跑到了水沟边，说：“叔叔，这是挑水用的扁担。”两根绳子的两头捏在一起，打死结，再对折，麻利地套在水桶水柄上，又来个活结，这下把房东叔叔看呆了，事后反复问我活结的打法。桶里先装满水后，绳子的另一头在扁担上又绕上两圈，进行固定，我弓下腰，右肩伸进扁担下，慢慢直起腰，双手一前一后扶助绳子，稳稳地挑起水走着。第二趟时，我让房东叔叔试着挑，刚起步时，水桶里的水就开始闹腾起来，我马上在地上抓了一把小草，放入水桶，水顿时安静下来，房东看的是目瞪口呆，我让房东把双手轻轻地搭在绳子上,告诉他起步要慢，脚要一步一个脚印顺势走稳，这样可以增加平衡力。返回的路上，我给房东讲解，真正的扁担是扁扁的，中间大两头渐细，这样会有韧性，挑起来更省力。房东叔叔竖起大拇指笑着说：“你们农村的孩子——真聪明！”

经过我们这帮“外地人”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上海人的信任和肯定，不知不觉中，他们喜欢听我们的山村故事，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聊天。突然在某天，他们在称呼上也改变了，称呼我们男的叫“某师傅”，称呼女性一般都按本地的叫法，叫“阿姨”为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淌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到春节，回家是我最开心与激动的时刻。几年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我在上海考了驾照，买了一辆小货车直接开回了家，亲戚朋友的招呼声更显殷勤。复去上海，启动车子，侧头目视后视镜，村庄的影子越来越模糊，心生不舍。

来来去去，这样的生活过了十几年。前几年，重回生我养我的开化大地。而在上海的日子，十几年漂泊的印记，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