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康
朋友偶得一幅余绍宋的对联，邀我共赏。
这幅对联尺寸为179×37公分，近5.6平尺，应属于越园作品中罕见的大对子。对联虽为新裱，纸却是洒金红纸，无明显褪色，联为八言联，上下联分别是：刘略班艺虞志荀录 张文朱武顾厚陆忠。
此联出自晚清贵州进士杨调元的《緜桐馆集联汇刻》。杨调元平生嗜书史，勤纂述，擅篆书，古朴典雅。上联“刘略班艺虞志荀录”，源自《南北史》中《梁书·王僧儒传》：“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于竟陵王西邸，以文学会友，及将之县，昉赠诗曰：‘唯子见知，唯馀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着，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爲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登，惜馀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
上联四姓中，刘歆以父亲刘向编的《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班固著《汉书·艺文志》。虞初的《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合“虞志”，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创作的鼻祖。荀录指的是荀勖撰《中经新簿》。刘班虞荀四人，著书立著，说的是汤盘禹鼎，均为上古的文献。
下联则源自南朝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赏誉》。下联四姓，为当时著名的“吴四姓”。《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中解释“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时说:“张，张昭之族。朱然朱桓，在吴并以武功显，未知孰是。陆，陆逊之族。顾，顾雍之族。”。
《春晖堂日记》记载了越园抄书《南北史》时的情景。“1917年9月25日。九时到国务院借《南北史合注》一书，居然得许可，欣喜之极。”“9月26日。十一时，赴国务院携《南北史合注》，惜少去数十卷，仅余六十三册，午时到署，因与胡子贤相约合抄，余任《南史》，子贤任《北史》。四时归，检《南北史》一校。”“9月28日。晨起抄录《南北史合注》。”“10月1日。至十一时始散，又抄书。”“10月2日。谈至九时散，复抄书十余页。”“10月3日。八时始起，抄书到十时；晚十时回寓，仍抄书。”“10月4日。十时到署，办公毕即抄书。”“10月5日。晨起即抄书，四时散归，仍抄书至夜十一时止就寝。本日凡写一万八千字。”“10月7日。九时散，仍抄书。”……直至1918年2月12日，下午一时归，续编李本《南史》目录。半年间，越园竟均专注于抄书和校编。
越园书写此联并非一时起意，能获此联者也当是名望大族且为家学深厚之书香门第。那么，此联送与谁？
上联左上角题：“先生吾兄雅命”，“先生”上被挖二字，后虽作了一补丁，但仍留有痕迹，这也是此作品唯一缺憾。下联题款：“癸酉冬日余绍宋”，左下方分别有二印“余绍宋印” “越园”。印在宣纸，剪下贴在红纸上，符合旧时用印规制。而此两方印为王福庵所刻，属越园较中意之印。
虽从落款上已不知送与谁，但综合各方面信息，可做一些推断。
越园作品中，落款有某某仁兄、某某吾兄之别，若是亲戚一般则会直接写上称呼关系。比较而言，“吾兄”常见于关系较密之友，而“雅命”则指尊称对方嘱咐或建议之事。
与原藏者交流时得知，此联出自金华一家族，因后人觉得将祖宗之藏流于市场，有失体面，故将上款挖掉。仅知此人祖籍为金华人。
在越园朋友圈中，有金华蒲塘的王孚川、浦江的蒋莲僧、兰溪的诸葛源生和义乌的朱献文等，而王孚川、朱献文与越园交情较为深厚。根据下款“癸酉冬日”内容及《日记》分析，自1933年秋冬起，唯与王孚川交往甚多。“十月廿六日。七时约王孚老同访鲁主席，谈边防事甚悉，不能悉书也，衢防危机已迫，奈何奈何。出省府后同孚老赴老聚胜吃面，到十叔处。”“十二月七日。访王孚川不值，到十叔家一谈。”“十二月八日。访王邈达已赴绍兴不遇，十叔来，詹仰尧、王孚川、陈伯衡、吴茂之、童果行、寿毅成先后来。”“十二月十一日。写字屏联等凡十件。”“十二月十二日。书联五对。”等。
王孚川何许人也？其名廷扬(1866年至1937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历任留日学生监督、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浙江省视学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当选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北京资政院议员。民国成立时，任浙江省都督府顾问，出任义乌县民政长，后当选第一届众议会议员、省议会议员。1914年起，历任江西高等审判厅书记官长、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和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临时参议院议员、自治筹备处评议员、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工书法，善榜书，常赖此自给。一生不置私产，至老栖止无所。70寿诞，友好集资赠送楼屋一座，即日书契写明身后捐献聋哑学校，又立遗嘱将书籍70余箱全部捐赠蒲塘小学。著作有《湖山草堂集》《山鸟山花馆文稿》《诗选》等。越园在留学日本及司法部任职等与孚川多有交集，可称故交。
从王孚川履历，当受得起此联。或许越园题字时，还隐有《梁书·王僧孺传》王姓之意，这也是其用笔之妙。
越园与孚川交情在《日记》也多有体现。“1937年2月27日。王孚川、孙俶仁、高鱼占、童果行、十叔诸人来。”“3月3日。宋延华来，告孚川先生忽于今晨无疾而终，不胜感痛，念此数年来凡上江地方公事，余均与联名主张，多所裨益，今此老成忽逝，余将安所依从耶？本拟即日哭临，而因意儿须施手术，只得在家静候医师之来。”“3月8日。作联挽王孚川云：‘旷代见清才，平生委宛卷舒，即此雅怀难共喻；吾乡正多事，嗣后呼号奔走，不知马首又谁瞻。’”当然，这只是我之浅见，未必真确。如，“吾兄”当是年龄相仿的同辈，而孚川较越园长十六岁，越园一般不会用“吾兄”称之，应称孚老、孚翁。若不是孚川，那此联又送给谁呢？或是一代儒医王邈达，他与越园交往甚密，且年龄相仿，可并非金华人。
此联更在于书法之精妙。民国十七年七月，余越园自天津来到杭州，在北山街原82号赁屋而居。他发起的“东皋雅集”，聚集了杭城书画高手，一起切磋书画艺术、交流所藏珍品。在杭十年间，除了著书立说，便是写字作画。这个阶段，也是越园书法渐为成熟之时。这幅作品，本土书画家余久一有如是言：“此书甚工整敦厚，朴茂浑沦。余氏早年受晚清流风所煽，筑基北碑，浸淫日久，初具规模。及辞官南归，定居湖上，辄倾心帖学，致力于《书谱》，而对赵孟頫法书尤为用心揣摩，故此联碑帖兼融，碑底而赵面，为余氏端庄整饬书风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