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根林
金杯出土经过
1990年8月23日,石佛乡石佛村上余自然村吴有良兄弟拆除明代老宅,在原址掘基建新房屋时发现金杯4只。当时,一只黑釉直口陶罐埋藏于老宅墙基内侧地基约1米之下,陶罐口用青砖封盖,罐中充满水,内存金杯4只。金杯出土后第五天,吴正良带其中一只到县博物馆鉴定,被初步鉴定为金质酒杯。县博物馆当即留下金杯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当天晚上,县文化局领导指派有关人员赶往吴有良家,征集另3只金杯。终于,国宝级明代金杯终于如数收归博物馆。
当年这4只金杯被列入《中华文物精华》一书,次年由省文物局转借送故宫博物院参加“92’中国文物精华展”。
金杯形制概况
4只金杯造型优美,工艺精湛,为两两一套,型制相同。一套两只为荷花瓣造型,金杯上部杯体为七瓣荷花形,敞口、宽沿、平唇、弧腹内收;下部足呈喇叭形,细高圈足,为稳定金杯重心,圈足内塞有铁砧;口沿和足颈部用錾花工艺锤花蕊纹一周;一只金杯身内底线刻双钩楷书“元”字,另一只底线刻双钩楷书“亨”字。两只金杯足底皆用圆针点锤刻有纪年“天启六年季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字样。两只金杯重量和尺寸相同,每只金杯连同塞铁重为85克,口径7.5厘米、高10厘米、底径4.5厘米。
另一套两只金杯为菊花瓣造型,上部杯体敞口、宽沿、平唇、弧腹内收;下部足呈喇叭形,细高圈足,为稳定金杯重心,圈足内塞有铁砧;金杯杯口为圆形,杯身及足作重瓣菊花,用锤揲法分别把杯身和足两部分合成;金杯口沿和足颈部用錾花工艺锤花蕊纹一周;杯身内底线刻楷书“文”字,另一只内底线刻楷书“行”字。两只金杯足底都用圆针点锤刻有纪年“崇祯十三年仲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字样。两只金杯重量和尺寸相同,每件金杯连同塞铁重85克,口径7.45厘米、高10厘米、底径4.4厘米。
金杯身世浅探
经专家多方面考证,初步确定石佛出土的明代金杯为上余余氏家族的遗物。因为,酒杯上刻有铭文“天启六年(公元1626)季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和“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仲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等字样,虽然“余荣四六”其人为谁,至今尚未可知,但从形制、重量等可以看出,4只金杯虽然不是同年打制(相距14年),但是,型制相似,大小、重量相近,很可能出自同一作坊或工匠之手。根据金杯底下镌刻的楷书“元”“亨”和“文”“行”四字推测,金杯原来制作的数量,可能不是4只,而应该是8只,因为“元”“亨”二字来源于“元亨利贞”一词。元亨,犹言大通,大吉;利贞,和谐贞正,“元亨利贞”是大富大贵的意思。这个词语在古时候都是连在一起使用的。另外一套2只菊花花瓣造型的金杯,底下镌刻的楷书为“文”“行”二字。这二字出自孔子的《论语·述而》,孔子教学有四项内容:“文行忠信”。文、行(外在);忠、信(内心),指教育一个人要从诗书礼乐(文)、社会实践(行)、忠诚守信(忠)、思想情操(信)等方面去实行。由此可见,“文行忠信”这个词语常常是连在一起使用的。此外,龙游北乡使用最广的桌子就是“八仙桌”,一张桌子八个位子。酒杯是喝酒的器具,为了体现主人的富贵和对贵客的尊重,就应该有8只酒杯。据此推测,余氏祖先余荣,为了显示余氏家族的富贵,在天启六年季春月,请工匠制作了“元亨利贞”4只七瓣荷花形状金杯,用于招待贵客。在请客喝酒的过程中,4位客人用金杯,另4位只用普通酒杯,这就显得尴尬。于是,在崇祯十三年仲春月,余荣再次请工匠制作了4只菊花花瓣造型的金杯,凑齐了完满的一桌。
既然有8只金杯,为什么窖藏的只有4只?据《新安余氏宗谱》记载:“迨至顺年间,公子辛六擢为衢州路大使。公爱衢民朴素、衢俗醇良,遂卜于城之西隅柴巷而聚族于衢。逮后,次子天泽公,爱衢属之龙邱瀫北石峰地方,山明水秀,又携家属而卜筑兹土,一传而文英、文亮兄弟,俱为万硕长;再传而宗全、宗厚,乐善广施。至明景泰间,输粟(明清时,富家子弟为得功名、官职而捐纳财货于官府,称输粟)通州,奉旨荣膺冠带,并旌立门第,光显身家,其祖孙父子,代以书香,继继承承,相传弗替,则其彪炳于旗,常竹帛间者,诚不愧为世家望族矣。”另有宗谱序又载:“延至前清,名列成均、身登庠序,亦代不乏人。斯时之欲补世次也,不易易乎?而天道有循环,世运有升降,人事有盛衰,讵至咸丰辛酉,惨遭发匪之荼毒,涂炭十三省之多,烽火仓皇,干戈扰攘,宗祠寝室,毁灭无存,况家乘乎?故一族之人或被掳或逃亡,所存者十之一二,际此一发千钧,其式微孰有甚于此时乎?嗟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使人所叹良不诬也。燹后父老无多,阅五十馀年元气尚未充足,则其欲补世次于绝续时也,不綦难乎?”
根据宗谱记载推测:余氏家族始官为衢州路大使,定居衢州后,其子孙择龙邱瀫北石峰地方定居,靠经商致富。明景泰间(1450年至1457年)余氏宗全、宗厚两兄弟“输粟通州,奉旨荣膺冠带,并旌立门第、光显身家,遂成世家望族”。可见余氏家族是亦官亦商的富户。据此推测,金杯乃是余氏家族藏品无疑。至于金杯离散或遗失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为咸丰辛酉(1861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失散。当时,战乱突至,金杯在余家使用了120多年,已经成为“传家宝”。作为家族的贵重物品,金杯被分配给了家族里的两个家庭保存,其中一位也许带走了金杯,逃亡外地,或埋在某处地下窖藏着而未被发现,而另一位主人藏宝家中,最后却没能回来……
《新安余氏宗谱》中记述:“天泽爱衢属之龙丘榖北石峰地方,山明水秀,携家属而卜筑兹土。石峰之西隅,相离半里许,有一烟村,名上余者,山不高而秀雅,地不俗而清幽,幽可伏龙,雅堪西凤。”又有:“石峰余氏一族于元时自天泽公卜居于是”等记载,说明余氏祖先在元代已定居石佛,与金杯上铭文标注的时间吻合。在《新安余氏宗谱》,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庭杰,行廷三七,生平积善,而利济贫乏之人,行善而默化强暴之众,所以天之酬报善人,黄耉无疆,享寿永终,其自序诗云:吾天享寿七旬三,两鬓鬔鬆概白斑。养颐惟爱金杯酒,保体还须裕后昌。”据此,余氏族人确使用过金杯。
金杯与龙游商帮的渊源
民国《龙游县志》载:“(余氏)其先江苏宜兴县洞山乡人,始祖余元禄,号一峰,以至元二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因事谪龙游县教谕,县人朱名玉,导游小武当步入今里,其后遂卜居焉,号石峰余。”
江南自古不乏能工巧匠,且以制作高档、精美和进贡皇室的金银艺术品而著称。唐时,江浙一带地方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私人金银器作坊众多,手艺精湛,工艺考究,各种工艺品制作相当精致,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盆盆底外壁就錾刻有“浙西”二字(陆羽《茶经》上唐代浙西道应为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和安徽新安江以北地区)。因此,龙游明代窖藏金杯是江浙一带传统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延续和发展,很可能出自本地一代名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在1992年5月10日《中国文物报》发表的《稀世珍宝富丽堂皇——第二届《中国文物精华展》中的金银器》评论:“浙江龙游县的明代金高足杯,是新发现又首次公开展出的明代金银器皿的佳作。高足杯作为酒具,原本是古代西方常见的器形,四、五世纪传入中国,唐代金银器皿中有不少实例,但唐代中期以后又逐渐消失。明代重新出现,看来也不是日常生活普及的器物”。
明代全国有五大商帮:徽商、晋商、江右商、龙游商、洞庭商,清代则为十大商帮,龙游商帮是明清商帮中唯一以县命名的商帮,且排名较前。
龙游地处浙江中西部、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地处金衢盆地之腹地,为四省交通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孕育了龙游商帮文化。据地方史载,龙游商帮肇始于宋代,鼎盛于明万历前后。明代龙游知县涂杰于隆庆辛未(1571年)冬在《县城记》中曰:“民庶饶喜商贾,士则缉学缀文取仕进”,“贾挟赀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民国《龙游县志》)。明万历志载:“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奢靡相高已非一日。”这些记载反映了昔日龙游商帮创造的富庶繁荣。
石佛金杯代表着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弥足珍贵,现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龙游石佛发现的明代金杯,为学者研究龙游商帮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