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根林

金杯出土经过

1990年8月23日，石佛乡石佛村上余自然村吴有良兄弟拆除明代老宅，在原址掘基建新房屋时发现金杯4只。当时，一只黑釉直口陶罐埋藏于老宅墙基内侧地基约1米之下，陶罐口用青砖封盖，罐中充满水，内存金杯4只。金杯出土后第五天，吴正良带其中一只到县博物馆鉴定，被初步鉴定为金质酒杯。县博物馆当即留下金杯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当天晚上，县文化局领导指派有关人员赶往吴有良家，征集另3只金杯。终于，国宝级明代金杯终于如数收归博物馆。

当年这4只金杯被列入《中华文物精华》一书，次年由省文物局转借送故宫博物院参加“92’中国文物精华展”。

金杯形制概况

4只金杯造型优美，工艺精湛，为两两一套，型制相同。一套两只为荷花瓣造型，金杯上部杯体为七瓣荷花形，敞口、宽沿、平唇、弧腹内收；下部足呈喇叭形，细高圈足，为稳定金杯重心，圈足内塞有铁砧；口沿和足颈部用錾花工艺锤花蕊纹一周；一只金杯身内底线刻双钩楷书“元”字，另一只底线刻双钩楷书“亨”字。两只金杯足底皆用圆针点锤刻有纪年“天启六年季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字样。两只金杯重量和尺寸相同，每只金杯连同塞铁重为85克，口径7.5厘米、高10厘米、底径4.5厘米。

另一套两只金杯为菊花瓣造型，上部杯体敞口、宽沿、平唇、弧腹内收；下部足呈喇叭形，细高圈足，为稳定金杯重心，圈足内塞有铁砧；金杯杯口为圆形，杯身及足作重瓣菊花，用锤揲法分别把杯身和足两部分合成；金杯口沿和足颈部用錾花工艺锤花蕊纹一周；杯身内底线刻楷书“文”字，另一只内底线刻楷书“行”字。两只金杯足底都用圆针点锤刻有纪年“崇祯十三年仲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字样。两只金杯重量和尺寸相同，每件金杯连同塞铁重85克，口径7.45厘米、高10厘米、底径4.4厘米。

金杯身世浅探

经专家多方面考证，初步确定石佛出土的明代金杯为上余余氏家族的遗物。因为，酒杯上刻有铭文“天启六年（公元1626）季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和“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仲春月 余荣四六置吉旦”等字样，虽然“余荣四六”其人为谁，至今尚未可知，但从形制、重量等可以看出，4只金杯虽然不是同年打制（相距14年），但是，型制相似，大小、重量相近，很可能出自同一作坊或工匠之手。根据金杯底下镌刻的楷书“元”“亨”和“文”“行”四字推测，金杯原来制作的数量，可能不是4只，而应该是8只，因为“元”“亨”二字来源于“元亨利贞”一词。元亨，犹言大通，大吉；利贞，和谐贞正，“元亨利贞”是大富大贵的意思。这个词语在古时候都是连在一起使用的。另外一套2只菊花花瓣造型的金杯，底下镌刻的楷书为“文”“行”二字。这二字出自孔子的《论语·述而》，孔子教学有四项内容：“文行忠信”。文、行（外在）；忠、信（内心），指教育一个人要从诗书礼乐（文）、社会实践（行）、忠诚守信（忠）、思想情操（信）等方面去实行。由此可见，“文行忠信”这个词语常常是连在一起使用的。此外，龙游北乡使用最广的桌子就是“八仙桌”，一张桌子八个位子。酒杯是喝酒的器具，为了体现主人的富贵和对贵客的尊重，就应该有8只酒杯。据此推测，余氏祖先余荣，为了显示余氏家族的富贵，在天启六年季春月，请工匠制作了“元亨利贞”4只七瓣荷花形状金杯，用于招待贵客。在请客喝酒的过程中，4位客人用金杯，另4位只用普通酒杯，这就显得尴尬。于是，在崇祯十三年仲春月，余荣再次请工匠制作了4只菊花花瓣造型的金杯，凑齐了完满的一桌。

既然有8只金杯，为什么窖藏的只有4只？据《新安余氏宗谱》记载：“迨至顺年间，公子辛六擢为衢州路大使。公爱衢民朴素、衢俗醇良，遂卜于城之西隅柴巷而聚族于衢。逮后，次子天泽公，爱衢属之龙邱瀫北石峰地方，山明水秀，又携家属而卜筑兹土，一传而文英、文亮兄弟，俱为万硕长；再传而宗全、宗厚，乐善广施。至明景泰间，输粟（明清时，富家子弟为得功名、官职而捐纳财货于官府，称输粟）通州，奉旨荣膺冠带，并旌立门第，光显身家，其祖孙父子，代以书香，继继承承，相传弗替，则其彪炳于旗，常竹帛间者，诚不愧为世家望族矣。”另有宗谱序又载：“延至前清，名列成均、身登庠序，亦代不乏人。斯时之欲补世次也，不易易乎？而天道有循环，世运有升降，人事有盛衰，讵至咸丰辛酉，惨遭发匪之荼毒，涂炭十三省之多，烽火仓皇，干戈扰攘，宗祠寝室，毁灭无存，况家乘乎？故一族之人或被掳或逃亡，所存者十之一二，际此一发千钧，其式微孰有甚于此时乎？嗟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使人所叹良不诬也。燹后父老无多，阅五十馀年元气尚未充足，则其欲补世次于绝续时也，不綦难乎？”

根据宗谱记载推测：余氏家族始官为衢州路大使，定居衢州后，其子孙择龙邱瀫北石峰地方定居，靠经商致富。明景泰间（1450年至1457年）余氏宗全、宗厚两兄弟“输粟通州，奉旨荣膺冠带，并旌立门第、光显身家，遂成世家望族”。可见余氏家族是亦官亦商的富户。据此推测，金杯乃是余氏家族藏品无疑。至于金杯离散或遗失的原因，基本可以确定为咸丰辛酉（1861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失散。当时，战乱突至，金杯在余家使用了120多年，已经成为“传家宝”。作为家族的贵重物品，金杯被分配给了家族里的两个家庭保存，其中一位也许带走了金杯，逃亡外地，或埋在某处地下窖藏着而未被发现，而另一位主人藏宝家中，最后却没能回来……

《新安余氏宗谱》中记述：“天泽爱衢属之龙丘榖北石峰地方，山明水秀，携家属而卜筑兹土。石峰之西隅，相离半里许，有一烟村，名上余者，山不高而秀雅，地不俗而清幽，幽可伏龙，雅堪西凤。”又有：“石峰余氏一族于元时自天泽公卜居于是”等记载，说明余氏祖先在元代已定居石佛，与金杯上铭文标注的时间吻合。在《新安余氏宗谱》，我们又发现其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庭杰，行廷三七，生平积善，而利济贫乏之人，行善而默化强暴之众，所以天之酬报善人，黄耉无疆，享寿永终，其自序诗云：吾天享寿七旬三，两鬓鬔鬆概白斑。养颐惟爱金杯酒，保体还须裕后昌。”据此，余氏族人确使用过金杯。

金杯与龙游商帮的渊源

民国《龙游县志》载：“（余氏）其先江苏宜兴县洞山乡人，始祖余元禄，号一峰，以至元二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因事谪龙游县教谕，县人朱名玉，导游小武当步入今里，其后遂卜居焉，号石峰余。”

江南自古不乏能工巧匠，且以制作高档、精美和进贡皇室的金银艺术品而著称。唐时，江浙一带地方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私人金银器作坊众多，手艺精湛，工艺考究，各种工艺品制作相当精致，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盆盆底外壁就錾刻有“浙西”二字（陆羽《茶经》上唐代浙西道应为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和安徽新安江以北地区）。因此，龙游明代窖藏金杯是江浙一带传统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延续和发展，很可能出自本地一代名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在1992年5月10日《中国文物报》发表的《稀世珍宝富丽堂皇——第二届《中国文物精华展》中的金银器》评论：“浙江龙游县的明代金高足杯，是新发现又首次公开展出的明代金银器皿的佳作。高足杯作为酒具，原本是古代西方常见的器形，四、五世纪传入中国，唐代金银器皿中有不少实例，但唐代中期以后又逐渐消失。明代重新出现，看来也不是日常生活普及的器物”。

明代全国有五大商帮：徽商、晋商、江右商、龙游商、洞庭商，清代则为十大商帮，龙游商帮是明清商帮中唯一以县命名的商帮，且排名较前。

龙游地处浙江中西部、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地处金衢盆地之腹地，为四省交通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孕育了龙游商帮文化。据地方史载，龙游商帮肇始于宋代，鼎盛于明万历前后。明代龙游知县涂杰于隆庆辛未（1571年）冬在《县城记》中曰：“民庶饶喜商贾，士则缉学缀文取仕进”，“贾挟赀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民国《龙游县志》）。明万历志载：“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奢靡相高已非一日。”这些记载反映了昔日龙游商帮创造的富庶繁荣。

石佛金杯代表着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弥足珍贵，现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龙游石佛发现的明代金杯，为学者研究龙游商帮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