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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两千五百年 的食用史

关于我国葡萄的起源曾众说纷纭,一直是困扰研究人员的难题。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湖南省的玉蟾岩石遗址中发掘出土了距今10000年的野生山葡萄种子后,谜底也终于被揭晓。这次发掘成果证明了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发源地之一。本世纪初,研究人员还在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群中发现了隶属于东亚种群的野生山葡萄种子遗存,结合同期出土的精美酒器,他们推测先民们有可能已经在饮用葡萄助酿的混合米酒。而位于河南罗山天湖的商代古墓中出土了一个盛满液体的密闭铜卣,经检测为距今3000多年前的葡萄酒。

成书于距今2500年前的《诗经》是最早记录国人食用葡萄的文献。其中提到古人将葡萄酿制成酒,并用于贺寿:“六月食郁及薁”“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这里的“薁”全称应该是“蘡薁”,也就是野生山葡萄。此外,《诗经》记载的“绵绵葛藟,在河之浒”中“葛藟”同样是野生山葡萄的一种古称。

西周时期思想家周公旦所著的《周礼》提到用于种植作物的皇家场圃当中有“果蓏珍异”,东汉时期的经学家郑玄认为“珍异”主要指的是“蒲桃(即葡萄)”和枇杷这两种水果。该典籍记载“果蓏”用于祭祀和分食,却没有提到“珍异”的用途,笔者猜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葡萄移种数量稀少且还没有成熟的栽培方法,无法足量供给食用,所以编撰人没有提及。

郑玄提到的“蒲桃”与野生山葡萄同属葡萄属的“兄弟俩”。西汉时期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里提到“樱桃蒲陶,隐夫薁棣”,他将“蒲陶(桃)”和“薁”并列,首次说明这是两种不同水果。晋代文学家郭璞在为《史记》注解时提到“蒲陶似燕薁”,更是佐证了这一说法。

事实上,“蒲陶(桃)”与“薁”确实不同,前者是由西域传入我国的葡萄属植物,更是如今大多数我们常见的鲜食葡萄始祖。2003年,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洋海墓葬发现的葡萄藤年代为公元前10到8世纪,恰好是西周时期。此前,研究人员还在当地的苏贝希墓地发现过战国时期的葡萄籽,这两次发现的都是“蒲陶(桃)”的遗存,由此推测周代的皇家场圃极有可能少量种植的正是这种西域引进的“舶来品”。

不过,原产于西域(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蒲陶(桃)”确定被引入的时间是在西汉时期。汉代博望侯张骞在出使西域时来到“且末国”,品尝到了当地的一种滋味甘甜的水果特产,出于好奇了解了该水果的名字,并根据当地人发音将它记录为“蒲陶”。之后行进到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范围),又发现当地人将“蒲陶”用于酿酒,当地富人大量储藏这种果酒甚至达到“万余石”,他们还告诉张骞:这种果酒存放数十年都不会腐坏。随即,张骞慧眼识珠地选择将“蒲陶”果实和种子带了回来,在汉武帝的授意下,“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其后三国时期的曹丕也曾经品尝过“蒲陶”,惊喜地赞许为:“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今以荔枝赐将吏,啖之,则知其味薄矣”,还曾评价过“蒲陶”酒的滋味:“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可见他有多喜欢“蒲陶”的味美。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记录了当时北方士族越冬保存“蒲陶”的方法:“极熟时,全房折取,于屋下作荫坑,坑内近地凿壁为孔,插枝于孔中,还筑孔使坚。置土覆之,经冬不异也”。

然而直到初唐,人们种植“蒲陶”的技术也没有得到太大的进展,这种水果依旧是珍稀之物。堂堂一朝宰相陈叔达居然在宴会上恳请李渊将葡萄赏赐给他母亲食用,也是从记录这件事情的《新唐书》开始,“蒲陶”这个名字已经演化成“蒲萄”。公元639年,在平定西域“蒲萄”主产区高昌后,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御苑里试种马乳蒲萄,又亲自学习和改进酿造工艺,酿出的果酒“芳辛酷烈,味兼醍醐”,赐给一众大臣品尝后,引起整个京师的轰动。从此,这种水果和以其酿制的果酒风靡起来,诗人们赞美葡萄酒的诗词也随之蜂起,诸如“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等,更有描写品味“蒲萄”的欢乐场景:“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酒钩送盏推莲子,烛泪黏盘垒蒲萄”等诗句。

葡萄在宋代得以自西向东传播,并且形成了汴梁、太原等多个主产区和酿酒地。这些酿酒地产的葡萄酒深得当时文人墨客的喜爱,留下了“斋酿蒲萄熟,飞觞不厌频”“惟酒极醇酽,果实葡萄之美,冠于四方”等溢美诗句。宋代的人们还喜欢将葡萄的形象作为瓷器和服饰的花纹,赋予其甜蜜幸福的寓意。同时,有关于葡萄的画作、工艺品也越来越多。其后的元代,宫廷设置的大都酒使司专门有一项掌管葡萄酒的职责,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宫廷专门建造了葡萄酒室进行御用葡萄酒的酿造。如今的内蒙古还曾出土过刻有“葡萄酒瓶”四个字的元代黑釉长瓶,表明了当时饮用葡萄酒的普遍性。

值得一提的是,“蒲陶”这个名字也正是在元代更名为“葡萄”,并一直沿用至今。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为此解释为:“葡”是聚在一起喝酒的意思,而“萄”是指酩酊大醉的模样。他还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两种葡萄酒制作方法:一种为“酿者”,即“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法,无汁用干葡萄末亦可”。另外一种为“烧者”,即“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此外,明代养生学家高濂也在其所著的《遵生八笺》》里记载了另一种葡萄酒的酿造方法:“用葡萄子,取汁一斗,用曲四两,搅均入瓮中,封口,自然成酒,更有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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