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国人总是将同为李属的樱花与樱桃混为一谈，并将两种植物一并称为：“鸎”。事实上，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生物学特性，樱花是李属樱亚属植物的统称，樱桃是蔷薇科李属中的另外一种植物。所以，许多人所认为樱花凋谢后能长出樱桃的想法是错误的，樱桃结果前所开的花则应该唤作“樱桃花”。

秦汉时期，“鸎”这个字逐渐演化为更简单的“樱”，并在各种诗词歌赋与典籍中频繁出现。距今2000多年前，皇家宫苑中就已经开始移种野生樱花，作为造景观赏之用。西汉的辞赋家杨雄在其所著的《蜀都赋》里提到过人们种植樱花：“被以樱梅，树以木兰”。

从那时起，先民们逐渐注意到樱花的美丽，并将春日赏樱成为了文人墨客的雅趣行为。西晋文学家左思曾作下“朱樱春熟，素柰夏成”，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沈约也写有“野棠（即四月盛开的棠梨花）开未落，山樱发欲然”这样的佳句，同时期的萧瑱写过“涧水初流碧，山樱早发红”。而最知名的且描写最为细腻的还是南朝文学家王僧达所吟的那句“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辉芳。缃叶未开芷，红葩已发光”。在其笔下，新一年春天刚绽放的山樱花，叶片浅黄，花朵赭红亮眼。细品诗句，令人似身临其境，犹在眼前。

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唐代，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情雅致去观赏、栽培花卉，色彩明丽的樱花自然成为了人们高度推崇的花卉之一。据统计，《全唐诗》当中，带有“樱”的诗歌达到了142首，其中吟咏最多的诗人为白居易，足有29首之多。可以这么说，从李白、杜甫、王维、李贺到杜牧、李商隐，叫得上名或者叫不上名的诗人，几乎都记录过自己赏樱的感受。这其中，“樱花”这一被后世沿用的经典名称首次出现在了李商隐所作的“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这句诗文当中。

樱花在唐代极度盛行，从乡野田舍到皇宫內苑，分布之广，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诗人白居易作为爱樱之人的其中一员，喜欢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移种野生的山樱花，甚至达到“满院栽”的程度，等到空闲的时候，就“闲绕花枝便当游”，自得其乐。

不擅长于移种栽培的诗人们则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纯粹的观赏上了。诗人们的笔墨间，常常直观体现了樱花的“绝代风华”：“晴气熏樱蕊，丰蒙雪满林”“山樱先春发，红蕊满霜枝”“引手攀红樱，红樱落似霰”“素华朱实今虽尽，碧叶风来别有情”等等。

更有不少诗人借樱寄情，创作出不少佳句：前文提到过的李商隐“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及白居易的“红樱满眼日，白发半头时”、杜甫的“朱樱此日垂朱实，郭外谁家负郭田”、南唐后主李煜的“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薰笼”等等，不胜枚举。其中令笔者最为动情的是皮日休的那句“殷勤莫怪求医切，只为山樱欲放红”。纵使深患眼疾，也要竭力见到山樱绽放时的那一抹红。这种敢于同命运抗争，不失生活热情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世之人学习。

在诗人们的推崇赞美之下，樱花越来越包含风雅韵味。由此，唐代出现了“三月三（夏历三月初）”上巳节踏青、赏樱、宴饮的节庆活动。值得一提的是，相传五代时期的后蜀宰相张齐贤的儿子张宗礼，于某日在樱花树下与一众佳人欢饮嬉笑，酒过三巡，突然指着樱花树，大声说道：“红粉风流，无逾此君”，随即将所有佳人清退出去。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樱花在古人心目中的绝美姿态。

唐代的人们对于樱花的极高评价，深切影响到了邻国日本。该国在朝拜的归途中，将樱花与许多承载中华文化的艺术、服饰一并带了回去。此后，经过该国的持续传承与培育，促生了大批人工栽培樱花新品种。

而在我国，自宋代起，随着梅花与桃花等观赏花卉的风靡，赏樱的潮流日渐式微，直到淡出人们的视野。南宋官员赵蕃曾因樱花一度沦为“山间野物”而感叹：“山路梅花浑扫迹，春风尽属野樱红”。从明代文学家宋濂开始，人们更多关注于邻国日本所培育出来的樱花，逐渐忽视了我国才是樱花原产国这一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