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带领海外同胞脱离险境安全归国，偶然到来的外交官宗大伟在驻外企业高管协助下，突破从战火杀戮到信任危机的重重险阻，开辟生命通道，搏命救助孤儿，经历绝处逢生，跋涉万里归程，终于在阖家欢庆的团圆之夜，回到祖国怀抱，并拥抱了新生命的来临。

《万里归途》的电影故事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子讲完，完美符合叙事作品语法。流于程式的电影往往叫座不叫好，评论家总希望看到更多的创造性，而创造性的底层元素之一是陌生，这就与作为大众化娱乐的属性相悖。主旋律英雄影片常常难以免于这一两难，爆米花和思考的空间不能兼得。好在，《万里归途》以“飞越喜马拉雅”的站位提供了解读的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家国同构。

从显性元素来看，物理空间上，影片的地域从非洲沙漠到亚洲大陆；时间维度上，黑夜与白天同时存在；人物组成上更是丰富多元：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并存的主体与客体的深度交融，中国人又包含了未出镜但特意点出的台湾同胞，外国人则分为两个激烈冲突的部族。人物职业差异巨大，外交官、企业管理者、打工人、部族首领、武装分子、无辜平民；即使一百多号打工人也有一望可知的差异，并由此令他们在危机之下的不同行为模式变得可信。人物众多，勇敢智慧的男性外交官英雄之外，还有理性冷静的女性协助者的副英雄。一老一幼两个外国人，其推进电影叙事的作用不亚于男主角。但是，无论差异多么巨大，这一群人在万里归途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渴望回归、渴望和平的普通人。漫长旅途中遭受的物资匮乏、信任危机、信息断层、生命剥夺，这层出不穷的困难是冲击所有人的共同挑战。而能够完成物资调配、信任重建、信息传递、生命尊严等一系列不可能的任务，正是由于人们在绝境之中认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互深深联结的共同体，由此进行分工合作，付出不同的代价，最终共同飞越重重关山，回到和平发展的幸福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无法一蹴而就。大到部族冲突和无情战火、小到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以及英雄主角身上的个人主义和年轻焦躁，都使得命运共同体的建成一波三折甚至险象环生。如何解决这一终极矛盾？影片借助相对而言的隐性元素予以了揭示。

归途队伍的第一次致命危机以俄罗斯轮盘赌展开。外交官宗伟为了救下外国老人瓦沙里，陷于被迫要向自己开枪的两难处境。生死之间，瓦沙里抢过了手枪，以自己的生命免于一大群中国人失去带头人的存亡恐惧。瓦沙里在劝阻武装分子无差别对中国人开枪的时候，说道：他们到这里来帮我们建医院，修铁路，不应该杀他们。武装分子们放下了枪。那一刻观影者能够体会到：“一带一路”和对外援建，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道路。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另一个隐性元素在于宗伟在战火废墟中挑出的一本《一千零一夜》，他告诉被外交官同事生前收养的孤儿法提玛，只要故事不停，人就不会死，于是法提玛全程都在背诵里面的故事以此祈祷妈妈的平安归来。《一千零一夜》起源于阿拉伯国家，但历经多年早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瑰宝，人类文化的共同符号。影片借助这一意象，隐喻了人类无论种族和地域差异，仍然有可以互鉴的共同精神依归，如同北极星指引广袤大地上的人们走向光明。

伴随着法提玛稚嫩童声的辛巴达航海记故事，影片以航拍镜头呈现出绵延无尽的沙漠，沙漠之中人类在首脑带领下艰难地踽踽而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希腊英雄史诗奥德赛的航海历程、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源头出埃及记，还能联想到被天才钢琴家马克西姆演奏得出神入化荡气回肠的同名音乐作品。电影内外，由此及彼，人们在这里达成了命运共同体精神共核的共鸣。

2022年国庆档的这一部电影《万里归途》，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像叙事。这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成为文艺工作者共同使命的今天，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王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