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叫朱锦云，1956年去世时，只有30岁。当时我9岁，对妈妈的印象模糊。我只知道她是小学音美教师、大队辅导员。长大一点，我知道了她在杭州的小河、树新、横河等几个小学任过教。我一直想弄清楚妈妈有限的人生足迹，但一直苦于无从着手。

退休后，有了时间，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更想给后辈留一个交代。我记得横河小学在建国中路一带，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但那个学校早没了。我就想到要去查档案，并打听到小学档案由区教育局管理。我去了上城区教育局档案室，得知那里只存有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档案。寻访被迫止步了。

派出所里，我看到了妈妈报的户口

2019年，快90岁的叔叔提出要在有生之年把祖坟都修缮一遍，他出钱我出力。因大部分祖墓是我父亲经手的，而老人家已经仙逝，要修缮首先要更换造墓人，管理部门就需要我证明我跟父亲的关系，我便去了老屋所在地的清波派出所。那里，我找到了当年户口本的电子版，办妥了事；同时意外地见到了妈妈1950年登记的户口：她将陆官巷老屋报为寄居户口，原始户口在北大树下19号。

那时规定，户口一定要落在常居地。妈妈体弱，常年住校，所以她的户口落在了学校，把家里报作临时户口。北大树下19号会不会就是校址呢？可是“北大树下”这个地名也已经没有了。

时间到了2020年，我在另一份户口本上看到，1955年妈妈的户口在叶家弄47号（横河小学），那是她最后工作的学校，由横河派出所管辖。

横河派出所现在也没有了。我去了杭州市公安局信访办，查到横河派出所的辖区分给了小营、文晖和长庆三个派出所，就逐个去找，最后在小营派出所找到叶家弄的信息。叶家弄与建国中路相交，小营派出所大厅门口负责量体温、看健康码的阿姨给我指了路。

激动！我找到了妈妈的老同事

叶家弄很短，我在那里没找到有意义的东西，准备回家。坐在路边聊天的几位老阿姨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姨，这里从前有没有一个学校？”“有啊，建国二小（现在也合并了）。”“在哪里？”“就是对面的幼儿园。”“记得是个破庙？”“对，是个尼姑庵。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妈妈原先在这里教过书，想来看看这个地方。”阿姨们很热心，指给我某幢楼说这就是建国二小的宿舍，住着很多老师，可以去找找。

看这房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模样，那里的老师们又怎么会认得我妈妈，所以我根本没抱希望。但一位过路的年轻人听了我和阿姨们的谈话，非常热心地要陪我去打听，我只能硬着头皮跟在他后面。在一楼一户人家，敲了门，出来一位妇女：“你找谁？”我很局促，告诉她是来寻母访旧的。“我妈妈就是那个时候的老师！”她的话，让我一阵激动！

跟她进了屋，一位老太太问过妈妈的名字，“她就住在我隔壁，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热泪盈眶：“60多年了！看到您就像看到了我妈妈！”老人家也很激动。老人姓徐，她说自己95岁了，和我妈妈同岁。老人思维、讲话都很清晰。她告诉我，妈妈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很开朗，但身体不大好，嘴唇常常发青（患心脏病）。她还知道我爸爸的名字，说：“收到你爸爸来信时她会高兴地告诉大家！她和你爸爸的感情很好！”当时父亲在福建支援前线，修造国防公路。

这次来没有准备，我坐了20来分钟就告辞了，徐阿姨执意要送我。离开她家，我不忘去小营派出所把这个喜讯告诉那位指路的阿姨，她也很高兴，双手合十向我祝贺。

徐阿姨带我回忆起幸福时光

一个多礼拜后，我准备了几个问题正式拜访了徐阿姨。

徐阿姨告诉我，那天开门迎我的是她女儿，我俩同年。那次我和徐阿姨交谈，阿姨的女儿坐在旁边一直流泪。她说小时候，我妈妈带她去买棒冰。这根棒冰，她记了一辈子！

徐阿姨说，当年位于叶家弄47号（现在的70号）的尼姑庵是“法育儿童院”（估计是个穷苦儿童的收养机构），孩子在那里念到二年级后，要到建国路对面的瓦子巷一个破庙（大王庙）里继续读书，那座破庙就是横河（桥）小学（又叫大王庙小学），五位老师一个校长。1955年两个学校在法育儿童院原址合并成立蕙兰小学，后来又变成建国二小。那时是单休，妈妈如果有事回不了家，爷爷会在周六下午送我到妈妈学校，第二天再来接我回去。妈妈住在阁楼上，有一次她改了一条睡裤让我试穿，我很高兴地穿着到处走。

徐阿姨说，那时她们拿的叫“折实工资”。那是国家为应对解放初不稳定的经济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每个折实单位发多少钱，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状况。父亲的档案里，注明妈妈拿60个折实单位。

1956年经济稳定后开始工资评定，全校5个老师全部是5级，每个月50元，校长拿4级，63元。爷爷曾对我说过：“你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家里的生活是很好的。”爸爸和妈妈的工资合起来有100多块钱，加上那会儿叔叔还没成家，他的工资也补贴家用，那时是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光了。

那年，妈妈永远离开了我

妈妈经常要住院，她得的是“风湿性心脏病”，要用盘尼西林，当时是要用黄金买的。

1956年的强台风造成破庙的电线短路，引起了火灾。半夜里妈妈叫人救火，从楼上滚了下来，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徐阿姨说，有一天学校老师都去医院看望我妈妈，“她支开她妈妈（我外婆），说自己要吃馄饨，叫妈妈去买。把妈妈支走后，她就对我们说，她已经看不见我们了，让我们再看看她。”第二天下午妈妈就去世了，老师们都去殡仪馆送她最后一程。

妈妈去世那天中午，婶婶到学校（杭师附小）带我坐三轮赶到医院。妈妈已经很虚弱了，见了我和妹妹们，给我一个橘子，给妹妹每人一个金橘。弥留之际对我说：“好好读书，听大人的话，爱护妹妹。”我们跪在床边嚎啕大哭，我看到妈妈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妈妈留给我两件东西：她当大队辅导员用的红领巾和一双新的白布鞋。奶奶和外婆都感到奇怪，为啥要做这双白布鞋，而且正合我脚（老风俗：死了大人的孩子要穿白鞋子“戴孝”）。死前一天她还对外婆说：“明天3点，船来接。”母亲是第二天下午3点15分走的，两位老人都说，那船把妈妈接去了天上。

我问徐阿姨，还有没有其他老师健在，也想去拜访他们。她说都作古了，就她一个人了！

这真是一种缘分啊，总觉得是妈妈在天之灵在指引我，她和最好的朋友同岁，又分别是全校最早离世和最长寿的人。

长大后，我继承了妈妈的事业

见到了徐阿姨，使我对继续寻找妈妈的足迹充满了信心。我对徐阿姨说，我会经常去看她的。妈妈另外工作的两个学校——树新小学、小河小学，之后我也都访到了。树新小学现在是东园小学树园校区；小河小学创办于1929年，2006年异地重建，旧址上已是居民楼。

树新小学距离横河小学蛮近，而小河小学就太远了。我查手机地图，从陆官巷老屋（吴山广场附近）去小河小学（地近拱宸桥，当年叫“湖墅里”，标准的乡下）有9公里多。妈妈每次来回都要坐黄包车，那时我们包了一位杨伯伯的车，由他准时接送妈妈。每到星期天的下午，我都会送妈妈上车，在门口看着，直到车子在巷口拐弯，看不到妈妈了才回家。如果星期六妈妈回来晚，我已睡着，她总要“霖霖，霖霖”轻轻把我叫醒，我就懵懵懂懂地跟她去睡。可能当时妈妈叫醒我时，我还不高兴，现在回想，那是多么珍贵的回忆。

妈妈是病死在岗位上的，所以我对教师工作一直有心理阴影，以致调到学校上班前还向组织提出去其他单位。可最终我在教师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而且爱上了这份工作！

睹物思人。看着那些在旧址上新造的建筑，我想象着前辈教师们在破庙里辛勤耕耘，培育一代又一代祖国花朵的样子。从事教师工作，让我延续了妈妈的精神使命！

（作者系浙江公路技师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