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窗口，静静地沉思。有时，父亲还会哼起《五月的鲜花》《八路军军歌》……那歌声，铿锵低沉，至今仍在我脑际萦回。

父亲名叫范长寿，1914年出生在山省东无棣县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他化名范复兴，先后担任无棣四区区长、区委书记。其间，父亲被掳去日本做劳工，受尽磨难，凛凛不屈。1949年，父亲、母亲、表姐一起参加渡江战役南下。父亲先后在温州、上海、杭州工作，1965年只身支援宁夏建设，直至1981年离休，才回杭州与家人团聚。1984年，父亲病逝。

父亲生前，和我们聚少离多，也很少谈自己的战争经历。我是靠着父母亲零星的讲述和父亲解放初撰写的干部自传，对青年时的父亲有了了解。2011年我退休后数次回老家“寻根”，不仅触摸到父亲的青年时代，也看到了一幅幅老区军民同仇敌忾的壮阔画卷。

（一）

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沦陷，日寇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在无棣师范讲习所读书的父亲，团结其他进步同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毕业后的父亲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一个夏夜，父亲吃过晚饭，在校内乘凉，有两个陌生人来借宿。其中一个叫武振东的青年，与父亲聊得很投机：他们谈起日寇的野蛮侵略，谈起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谈起苏联的十月革命……谈至深夜，武振东向父亲吐露自己是共产党员，还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父亲不便轻易答应，只能回答“考虑一下”。父亲参加革命后才知道，武振东就是武大风烈士，他也一直将武大风视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武大风1931年入党，1934年4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马颊河大罢工。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转入地下。就是这期间，父亲遇见了武大风。1943年，武大风在抗击日寇“扫荡”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2020年，武大风被列入第三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家乡也渐渐听得到敌人的大炮声。国民党县政府官员纷纷弃城逃跑，一时人心惶惶，学校也无人过问。到了10月，学校已难以支撑，被迫放假。宣布放假这天，师生、家长、村干部聚在一起，心情沉痛，不少人哭出了声。父亲为大家鼓劲：“中国不会亡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村干部和父亲告别时，难过地说：如果胜利了，我们还请范先生来教书……

此时的无棣县，许多武装举起了抗日的旗帜。群众最拥护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父亲一边探听八路军的消息，一边继续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党的地下组织也注意到了他的行动。1939年11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搜集敌情、给部队送情报、散发传单……

1940年2月，父亲奉命去地委学习。这次学习后，是要离开家庭的。走的那天晚上，父亲对爷爷撒了谎：“舅舅托人叫我明天到他家去，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明天不一定回来。”爷爷让他早去早回。父亲又偷拿了家中几元钱，在心里辞别了父亲。

其实爷爷从父亲的语气中已经有了察觉。爷爷曾和我说过，那时父亲常对他说：“国家要是亡了，家还保得住吗？！”

（二）

父亲战斗的冀鲁边区是一片大平原，无险可守，斗争环境残酷异常。父亲一生遭遇很多坎坷，但他常说：“我是幸存者，比起牺牲的战友，我知足了。”

父亲曾给我讲过石景芳、徐尚武烈士的事迹。他们是父亲的同学；石景芳的父亲，还是我父亲的老师。石景芳牺牲时只有30岁，徐尚武牺牲时只有31岁。

1942年6月9日，2万多日军对我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19日拂晓，在东光县四柳林村一带，担任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石景芳，带领队伍与敌激战。弹药消耗殆尽了，就展开肉搏，刺刀拼弯了，就用砖头砸，甚至用拳头、牙齿同敌人拼杀撕咬。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1943年初，5000余日伪军向我鲁北“大扫荡”。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率部队保护地委、专署机关撤退时遭遇大量敌人。他率50名勇士掩护大部队突围，最后英勇牺牲。日寇残忍地割下徐尚武的头颅，挂在城门楼上。

有的人，在革命熔炉中，锻造成钢铁战士；有的人，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却当了可耻的叛徒。

1943年夏，正当冀鲁边区遭敌伪反复“扫荡”“清剿”，处境十分困难时，军区司令员邢仁甫阴谋指使叛徒杀害副司令员黄骅，叛变投敌。

父亲此时正担任无棣四区区长，四区驻扎着冀鲁边军区的后勤机关，受邢仁甫叛变的影响尤甚。冀鲁边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任务，区委区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做好群众安抚工作，严惩汉奸叛匪。邢仁甫投敌时，拉不走任何部队。1950年，邢仁甫在天津被抓获，被人民政府执行死刑。

黄骅烈士牺牲时，只有32岁。如今的黄骅市，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2014、2015年，黄骅、石景芳、徐尚武先后被列入第一批、第二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烈士们的鲜血，浇灌了冀鲁边区大地的革命之花。

（上）

□范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