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渔家班的演员身份
考察李渔家班不难发现,其家班既不同于明清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家班,亦不同于当时民间职业戏班,是家班中的“另类”。本文仅以李渔家班的演员身份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我们知道,李渔家班的演员身份,与明清时期的众多家班乃至民间职业班社演员身份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是:
一是演员与主人的关系。明清时期家班的演员,对主人都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是文人或士大夫府第中从事戏曲演出的特殊奴仆,因为他们都是主人花钱买来的“串戏小厮”,由主人蓄养,且隶属于私家,专供主人及其亲友娱乐之用,如与李渔同时代的被称为“浙东四大史家”之一的查继佐,“放情诗酒,尽出其囊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清·张潮《虞初新志》);《红楼梦》中大观园造好后所采买来的十二个戏子,等等,都是主人花钱买来的。
李渔家班的演员,并非李渔自己花钱所买,完全是他人所送。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李渔诉说:“歌姬数人,并非钱买,皆出知己所赠。良友之赠姬妾,与解衣推食等耳”。事实确实如此,家班中的乔姬、王姬等诸姬都是人家送的,这不是李渔的错,因为在当时,人家给你送歌姬与送你衣服或请你吃饭都是同样的道理。至于家姬与主人的关系,那更区别于其他家班,因为他们都是李渔的家庭成员,尽管在家庭中地位比较特别,既不是奴婢,又不是属于有名份的副室或妾,其身份应介于婢、妾之间。但在许多时候、不同场合,李渔称他们为“家姬”、“歌姬”、“小鬟”、“诸病妾”、“雪儿”、“侍儿”、“诸姬”和“小妇”等,虽然称谓颇为杂乱,但毕竟与李渔其他妻妾同在眷属之列,李渔也始终将她们视为自己的“妇人”或“韵友”。乔、王诸姬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务劳作,生儿育女方面,也恪尽妇道,尤其是对主人李渔,一往情深,不计其老迈,不嫌其贫贱,外出偕行时,悉心照料李渔的饮食起居:“侯予之饥饱寒燠,不使须臾失调”,“推其本念,究竟出于怜才”(李渔《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此外,乔、王二姬为李渔公开所纳,李渔专填《贺新郎·纳乔王二姬,和诸友所寄花烛词》叙及此佳事;李渔好友周亮工对李渔纳色艺双丽的乔、王二姬,也叹为观止,说:“乔、王二姬,真尤物也。舞态歌容,当世鲜二。此予击节赏心,诧李郎贫士,何以致此异人者也。初阅此词,所谓司空见惯,犹以寻常乐事目之;及登场领略后,取而再读,始知李郎一生洪福被此二人折尽,无怪乎坎坷困顿,囊无一钱,即因贫致死,亦难以终身之不足,偿此时一日之有馀。这位新郎,真足贺也!”
二是演员来自地域特殊。我国戏曲除京剧用普通话外,包括昆曲、越剧等地方剧种大都用本地的方言。苏州、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无论何地的昆曲清唱还是场上演出,都以苏州为模板,用纯正的苏州话来演唱,故有“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之说,时人称之为“苏州风范”。苏州话谓之吴侬软语。明代后期侨寓金陵戏曲评论家潘之恒从昆曲的发音角度认为:“吴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动魄也。音尚清而忌重,尚亮而忌涩,尚润而忌燥,尚简捷而忌漫衍,尚节奏而忌平铺。有新腔而无定板,有缘声而无转字,有飞度而无稽留”。苏州作为正宗昆腔之地,无论是民间职业班社还是文人士大夫家班,在招收或购买演员时,最好来自于苏、昆一带,其次是江、浙一带,因为生活在吴语地区人学唱昆曲,习之为易,演之入味、传神。然后,李渔家班的演员,却都是从西北黄土高坡上走出来,这在昆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讨论李渔家班演员的地域特殊性时,这里先要搞清李渔家班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有多少演职员?此前,有文章说李渔带着四十余人的家庭戏班常年在外巡回演出,依据是李渔诗文中自己说的“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复柯岸初掌科》);“啼饥之口半百”(《与余澹心》);“以四十口而仰食于一身”(《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等等。然而,这仅仅是作者的臆想而已。事实上,李渔诗文中说的自己有四五十口之家,是指其整个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妻儿姬妾、女婿、奴婢、书铺匠工及打杂的等,故家班成员应是家庭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指整个家庭成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实,李渔家班规模并不大。据李渔和他的朋友有关诗文记述,李渔在游西秦归途携姬游华山,《登华岳四首》其四序云:“时家姬四人随游,颇娴竹肉”,明言共有姬四人。在此后的对外演出中,都仅四人当场:康熙十年,李渔游苏州,余怀、尤侗等人观演折子戏,尤侗《笠翁席上顾曲和澹心韵》其七:“杨柳樱桃各一双,音声小部闹红窗。”《再集笠翁寓斋顾曲叠韵》又记:“十郎才调福无双,双燕双莺话小窗。”(尤侗《西堂诗集·香山草堂集》卷六)据诗中提示,演剧者四人而已。康熙十一年李渔游楚,亦携四姬,顾景星《月湖答李渔》其三云:“新图十样四双眉,不惜尊前舞柘枝。”并注:“渔携四姬,一姬适病”。据此,前台演出仅四名演员,加上乐队演奏人员等,最多也不过七八人而已。
至于前台演出的四名演员,均来自于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坡的贫家女:乔姬来自山西临汾,王姬等三人来自甘肃兰州。因受地域条件的限制,她们对昆曲一无所知,“不解声律为何事,以北方鲜音乐,优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犹不数见,矧细民乎?”“非谓曲词莫解,亦且宾白难辨。以吴越男子之言,投秦晋妇人之耳,何异越裳之入中国”(李渔《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须知,西北方言的粗狂和江南方言的细腻正好相对,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吴音殊非易事,而不可思议的是,乔、王二姬“未读书而解歌咏”,其与生俱来的昆曲与语言天赋果然非同凡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吴侬软语的昆曲熟练掌握并应用于登台入堂演出,这不仅让李渔惊奇,更成为顾曲周郎之佳话。
李彩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