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兰溪题诗与周总理夫妇半个世纪的牵挂

刷手机看到一条十年前旧闻：沙孟海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在浙江骏成2014年春拍中以138万元成交。作品内容是郁达夫兰溪栖真寺题壁诗，诗云：“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月明洲畔琵琶响，绝似浔阳夜泊舟。”落款：“郁达夫兰溪栖真寺题壁诗，周总理心赏之，录奉颖超同志正腕。乙丑早春，沙孟海写于西湖寓斋，年八十六。”

我对书画拍卖不感兴趣，只因内容涉及兰溪，而且是非常喜欢、耳熟能详的郁达夫兰溪栖真寺题壁诗，还是周总理“心赏之”、“录奉颖超同志正腕”的书法作品，就有了浓厚兴趣。显然，这里面有故事。

于是，又有了更细地打量一番这段历史的想法。

一

题壁诗缘起于郁达夫1933年秋的“浙东”之行，而此行又缘起于浙赣铁路开通。

从地理学角度看，金华无疑属浙中或浙中西，但自古以来归“浙东道”或“浙东路”管辖，进入民国后并未有新提法，所以包括郁达夫、曹聚仁等在内的现代浙籍作家在其文章中均沿袭旧称。此行是应浙江省杭江铁路局之邀，到杭州至江山铁路沿线开展旅游采风，目的是请受邀名人现身说法，将他们的游历过程撰写成游记，编入《杭江导游》，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沿线风景名胜和地方风土人情。之前，国民政府规划建设了浙赣铁路（浙江杭州至江西玉山），其中浙江段是杭州至江山，故亦称“杭江铁路”。建设分期分段进行，第一段从杭州西兴江边起始，经诸暨到金华延伸到兰溪，全长195公里；第二段，从金华至江西玉山，全长163公里。第一段于1932年建成通车，第二段于1933年底全线通车。

原计划受邀同游的还有当时国内著名的两个摄影家——陈万里与郎静山，前者曾在清帝逊位时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指定摄影师，号称摄影界的领袖人物；后者系兰溪人、著名摄影艺术家，1980年被美国纽约摄影学会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家，且排名第一位。虽说郁达夫游记中并未提到，但从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受邀者应该还有电影演员、导演赵丹，金华人、翻译家、编辑、教授傅东华。因诸暨五泄、金华北山陈万里已去过，而郎静山是本地人，故两位摄影师约好后一阶段（17日）再来金华汇合。至于赵丹与傅东华，未见相关资料提及，显然也是因事未能成行。所以，此行应该就是郁达夫与陪同者杭江铁路局车务主任曾荫千（世荣）两个人。

11月9日晚坐夜车从杭州出发，途径萧山到诸暨，游览了五泄、西施出生地苎萝村。继续乘车，过义乌时，见一处田园风光颇为别致，做了一首小诗。金华既是此行的终点站也是中心站，到金华的第二天，游览了北山，包括双龙、冰壶、朝真三个洞，智者广福禅寺，看了当年陆游写的《重修智者广福禅寺碑记》。此后几天的行程基本由金华散开，先后去了兰溪、龙游、永康，18日才告结束。

由金华来兰溪是13日上午，中饭后开始游览，第一站是横山。从西门江边乘小船，划向西南对岸——那里就是横山。横山亦称兰阴山，上有两座寺庙：东部山脚是始建于南朝刘宋泰始年间的灵源寺（横山殿），距今已经1500多年；山顶还有兰阴寺，始建于元大德年间，距今也有700多年，明正德皇帝曾游于此，并题写“兰阴深处”四大字。横山与金华山西麓余脉大云山隔江相望，实际上它本来就是大云山的一部分，因地质运动发生断裂，而形成了东、西两座山。奇崛的是，金华江沿金华山脉山脚自东西来，衢江自西南金衢盆地旷野北来，在横山与大云山断裂处合流，看上去就像在一座山中间撕开一道口子，然后向北奔涌而去。所以，这看起来不高也不大的横山，因其突兀矗立于三江口而特别显眼，有点像岳阳楼矗立于洞庭湖畔，虽不见得特别高大，但很有气势，汪曾祺说“很压得住”一样，也成了郁达夫兰溪游的首选，足见其揽胜所具之慧眼。从这里观兰溪，确实是最来感觉的地方，对于这种感受，他在游记中如是说：

“衢港远自南来，至兰溪而一折，这横山的石岩，就凭空突起，挡住了衢港的冲。东面呢，又是一条金华江水，迤逦西倾，到了兰溪南面，绕过县城，就和衢港接成了一个天然的直角。两水合并，流向北去，就是兰溪江，建德江，再和徽港，东北流去成了富春钱塘的大江。所以横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冲，三面的远山，脚下的清溪，东南面隔江的红叶，与正东稍北兰溪市上的人家，无不一收眼底，像是挂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屋外的水彩画幅。更有水彩画所画不出来的妙处哩，你且看看那些青天碧水之中，时时在移动上下的一面一面的白鹅似的帆影，彩色电影里的外景影片，究竟有哪一张能够比得上这里？”

晚饭安排在中洲岛边的“江山船”（亦称花船、茭白船）上，这是兰溪特色之一，也是许多外地游客慕名欲去之处。在游记中，郁达夫写道：“兰溪人应酬大抵在船上，与在菜馆里请客比较起来，价并不贵，而菜味反好，所以江边花事，会历久不衰。从前在建德、桐庐、富阳、闻家堰一带，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船，现在只剩得兰溪、衢州的几处了，九姓渔船，将来大约要断绝生路。”这里比较模糊地提到了“江山船”与“九姓渔民”的某种联系，实际上“江山船”就是由“九姓渔船”演变而来的。传说在元末明初，被朱元璋打败的陈友谅部属九姓队伍中的俘虏，被贬为劣等公民，不得配享使用大明天下土地等权利，不得读书考取功名，不得与正常人家婚配，只许内部婚配和在水上依靠捕捞和运输为生。谋生窄道难以维持九姓渔民生计，于是，繁华城镇周边逐渐出现了集“吃住行娱乐”于一体的“花船”，有时还呈一时之盛，这种情况在江浙一带好多水域存在。兰溪因处在三江交汇、七省通衢要地，是个商贾云集、人物聚散的繁华商埠，比较适宜生长。据传，近现代兰溪渔船“花事”，清末民初最盛，三十年代开始衰落，全面抗战时期几近绝迹。郁达夫来兰溪那一段，别的地方已经很少见，而兰溪还声名在外，但江边“花事”，似乎已经全靠价廉物美的餐饮服务取悦顾客了。

当晚，有感于一天的游历，作《兰江夜泊》和《过兰江》两首绝句，前者因第二天在栖真寺题壁，故后来一般称其为“栖真寺题壁诗”。

第二天，去洞源山（灵洞山）。虽说湧雪洞（即现今之“地下长河”）尚未开发，但声名已然在外，况且还有栖真寺（灵洞山房）、“小三苏墓”（苏轼弟弟苏辙长子苏迟及其子孙之墓）等集中于此，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之美与人文积淀之厚于一体的风水宝地。洞源山亦称“灵洞山”、“六洞山”，属金华山余脉，同样是一个遍布溶洞的地方，传说湧雪洞的水就是上承金华北山冰壶洞的，虽乏考证，亦合自然之理。湧雪洞传为南宋金华学派创始人吕祖谦所名，明末徐霞客曾来此游览，并留下游记。郁达夫游记描绘“湧雪洞”名称由来：“有湧雪洞，泉水溢出，激石成沫，状似湧雪。”对这一最“奇伟”景观，却因带路者不在而错过，实为憾事。其实，其它几个洞——呵呵洞、无底洞、白云洞等，他也没怎么细看，或在洞口附近浅试，或仅从洞口走过，或只在游记中点到一下，未及深入。估计一方面是因为自然条件不怎么允许，另一方面，刚从北山过来，两处溶洞属一类，状貌八九不离十，兴致也就减半。尤其最为壮观最有特色的湧雪洞未去，必然影响他对六洞山整体状貌的判断。

对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明朝探花、两任内阁首辅赵志皋第二次入士前贬居家乡兰溪期间读书休养的栖真寺（灵洞山房），他似乎倾注了更多兴致。赵志皋系北宋“铁面御史”赵抃之后，巧的是，赵抃曾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而赵志皋曾与张居正同朝为官，处于两朝“风云际会”之时，而且似乎均以两位改革家“对立面”面目出现，实在是件耐人寻味的事。虽说“两赵”思想偏向保守，但为官清廉、夙夜在公。赵志皋任内阁首辅时，宽仁忍让，但大事不糊涂，不似前任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等几位内阁首辅性格刚硬、霸道逞强。当然，他的这种风格，也使他在晚明万历皇帝懒政怠政、国事艰难多变环境中颇受一些人的诋毁，然始终得到皇帝倚重，年逾古稀而不准其退位，直至病殁于京城家中。他因张居正“夺情”事件而遭贬，被贬期间曾隐居栖真寺（灵洞山房），邀约好友读书吟诗、修身养性。赵阁老对栖真寺的最大贡献有三：一是对久废的栖真寺进行复建。二是为寺庙争取到珍藏《大藏经》。万历年间，皇帝为嫡母陈太后祈寿，决定以陈太后名义刻印《大藏经》数部，颁赐名山胜境珍藏。赵志皋闻风而动，适时为老家栖真寺上疏奏请，终获恩准。栖真寺自此有了镇寺之宝——六百余箧《大藏经》经书，从而大大提升了寺庙的品位和知名度。而后来同样两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就没有他幸运。叶稍晚于赵，于赵志皋居家期间或他自己晚年辞官回福建途中特来过灵洞山房，当年他也想帮家乡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黄檗寺）寺僧恭请大藏经，终未如愿。三是在恢复寺庙的同时建起别业——灵洞山房，成为他贬谪或回家乡休养期间读书养生的地方，也使栖真寺身价倍增。稍后徐霞客游灵洞山，无意间发现他一直敬仰的赵首辅曾在栖真寺（灵洞山房）读书休养，非常激动，游览也如沐春风。他在游记《游灵洞山》开头就写道：“余过前殿，谈黄贞父碑，始知所称‘六洞’者，以金华之‘三洞’与此中之三洞’总而得六也。出殿，则赵相国之祠，正当其前，有崇楼杰阁，集记中所称灵洞山房者也，余艳之久矣，今竟以不意得之，山果灵于作合也耶！乃不待晨餐，与静闻从寺后蹑蹬北上，先寻白云洞。”意思是看到纪念和祭祀赵志皋的祠堂（灵洞山房）就在此，以为有神灵的山岳在撮合，不吃早餐就去登山寻洞了。兴奋之状，形于言表。

郁达夫在栖真寺后殿看到的《大藏经》只剩半部，另半部已被太平天国军毁掉。大殿佛座下嵌着“明代诸贤的题诗石碣，叶向高的诗碣数方”，殿外壁还有傅增湘先生的朱笔题字，以及近人的题咏。实际上宋元时代，兰溪本地或来过兰溪的名人如范浚、吕祖谦等好多都来过此地，并有题字题诗，估计彼时已经被毁灭，不见踪影，故未提及。见别人题字题诗，想到昨晚写的那首诗《兰江夜泊》，心中痒痒，就题到了墙上，可惜真迹未能留下来。关于这一节，后来他曾多次提及，并坦言当时有“附名胜以传不朽”的“卑劣心”，这当然是自谦，不过仍可见他为人的真率可爱。

在题诗题字众人中，郁达夫独提叶向高与傅增湘，可知两人的特殊份量。前面讲到，叶向高是更晚于赵志皋的大明内阁首辅，也曾两度任内阁首辅，并且一度成“独相”。估计与赵志皋有交集，而且对赵很敬重，不然不会在赵居此或离世多年后还特来拜谒。叶之政声似优于赵阁老，《明史》评：“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为人光明忠厚，有徳量，好扶植善类。”傅增湘系清末翰林，后来成为海内闻名的大藏书家，曾多次来江浙一带搜访古书。栖真寺既是《大藏经》栖身处，又是赵阁老读书休养处，自然也是他慕名寻访的重要去处。

二

1933年中国社会状貌，一个感觉：乱。

清帝早已逊位，北洋政府也已垮台，中原大战结束不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虽然表面看已经掌控国家大局，但依然立足未稳、危机四伏，面临的局面混乱不堪：日寇入侵咄咄进逼，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入侵东北，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再到1933年10月突破“山海关”入侵华北，逼迫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这样的态势下，国内民众的抗日声浪自然一浪高过一浪。但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面对各党派和全国民众“团结抗日、一致对敌”的强烈呼声，不为所动，专注于“剿共”等剿灭国内政治势力的进程中。国共两党的“厮杀”进入白热化状态，蒋介石在南昌专设“行营”，亲赴前沿“剿共”；共产党中央苏区刚刚于是年春夏之交结束第四次反围剿，秋天又开始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另一支主力——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正面临军阀刘湘的“六路围剿”。此时我党我军日子并不好过，代表正确路线的领袖毛泽东受排挤，党和红军命悬一线。而在另一方面，民众的觉醒已经汹涌澎湃，通过新文化运动和东西方交流，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闸门已然打开，各种思潮粉墨登场、争吵不断。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大问题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这年的7月，《申报月刊》居然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搞笑。蒋介石国民政府一方面抓紧清除反对势力，另一方面，也在实业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推出一些所谓的新举措，包括：以浙赣铁路建设为主要标志的道路交通建设；探索实施新风新政，如：开展“新生活运动”，推行“实验县”建设等等。1933年8月，内政部正式颁布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国民党中央派遣中央政治学校以梅思平为代表的行政系和胡次威为代表的法律系师生，分别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和浙江省的兰溪县建立县政建设实验区。1933年9月，蒋介石亲命胡次威为兰溪实验县县长。

所以，那一年恰恰是兰溪的“高光时刻”。兰溪由普通县改为实验县，并且是国民党中央直接授权的两个实验县之一，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主任胡次威任县长，而他所用的24个科长全部为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实验县时期，胡次威对包括整理财政、清查土地、严禁赌毒、取缔招妓、乡村教育、道路通讯、金融信贷等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不仅商埠繁华驰名海内，政府新政也颇有亮点，各方事业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当然，之前兰溪的很多工作即已走在前列，如：交通通讯方面，1932年3月6日，杭江铁路兰溪支线通车（与金华同时）；6月，兰溪至衢州公路建成通车；11月，兰溪与杭州、金华、建德之间开通了长途电话。这些成就现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在当时，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因为它们是从农耕文明和自然力时代进入工业文明和蒸汽机、电动力时代的标志。近年来名声大噪的兰溪鱼鳞册，其实也是得益于实验县时期政府强有力地推进清查土地，使得鱼鳞册在清同治年间版本的基础上得到了强有力的整理和补充，使其更臻完美。对声名远扬的“花船”，也进行了规范整治，所以，郁达夫吃晚饭的花船，主营业务也主要靠廉价的饭菜了。兰溪实验县建设前后持续四年，后因胡次威调离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终止，一些成就也因日寇的入侵而难以巩固和彰显，当然，其影响仍是深远的，一些方面开启了兰溪进入现代文明的先河。郁达夫在其浙东游记专集《杭江小历纪程》中提到，杭江铁路最初规划中，线路是沿着钱塘江主干“左岸”走的，兰溪是其中重要节点城市，后来发现此线位架桥穿洞过多，成本过高，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财力条件，显然不可行，这才有了实施的规划。此规划中兰溪虽非必经之地，但仍决定联通兰溪，足见兰溪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兰溪虽然处在支线上，但仍被列为首期首批建设的重点，并且是当时唯一一个处在浙赣铁路支线上建铁路的县城。

郁达夫刚于当年4月移家杭州，之前的六七年间一直在上海。上海时期的郁达夫早已是非常活跃和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一方面文学创作成果相当丰富；另一方面，各种进步组织和机构、团队都有他的参与，很多还是发起者、组织者或领军人物。之前就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建了创造社，后来又加入太阳社；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主编过《大众文艺》；与鲁迅、宋庆龄等八人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民权保障同盟，并领衔发表《宣言》；发起成立“左联”，不久之后又退出。这些进步活动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围剿和迫害，特别是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刺激，加上他创作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出版和再版一再受到当局的查禁，以及与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纠纷以及传说中的外力介入，造成身心俱疲。1932年，先后生了两次大病，到秋天，又旧病复发，于是决定去杭州疗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于12月初病愈回上海。与此同时，感觉上海生存环境恶劣，萌生了移家杭州的想法，即使鲁迅极力劝阻，也未阻断其决心。到杭州后，虽然也有一些公务和写作、发文的事情要做，到9、10月间还兼授之江文理学院课程，毕竟远离了上海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加上天生不喜当老师，总有一种空落闲散之感。所以，当曾荫千请他参与浙赣铁路沿线旅游时，他觉得一方面可以遂了旅游的梦想，也使自己渐趋空虚的内心更加充实；另一方面，写成的游记除了给杭江铁路局交差，还可以将游记散文结集出版，以赚取一定的稿费。所以，就痛快地答应了。

浙东之行开启了郁达夫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尽管之前他已在游记散文写作方面显示了迷人的天赋，但此行令他更加明白自己的喜好和特长，也感受到了交通建设等民生事业对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在1934年出版的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中这样写道：“近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游记的专家——最近的京沪杭各新闻纸上，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

似乎这边风景独好，把杭州作汴州了。

刘成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