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一看，民间借贷古已有之，但未玩出花样，开山鼻祖非周赧王莫属。周赧王曾向豪门大户筹资，后无力偿还，便匿于一个高台上躲避债主。于是，发明了“债台高筑”这个典故。周赧王遂成为最有名气的“老赖”，但其确为真借，比以借为名玩“障眼法”者高尚许多。

《国语·晋书八》“叔向贺贫”里说，“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大意是，桓子奢侈无度，贪得无厌，胡作非为，放高利贷聚敛钱财。也就是说，自春秋时期起，桓子开辟了官员以借贷敛财的先河，而其恶名亦远播至今。

在下翻遍故纸堆，并未觅见历朝历代关于官员不得放高利贷的禁令。但至唐朝，始为民间借贷立规矩，月息不得超过一分，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这已足可令人惊惧不已，而是否利滚利，并未提及。假使向债主借白银百两，一年到期本利应归还两百二十两，钱生钱，真赚钱，债主乐翻天，债户透骨寒。由此揣测，那桓子放高利贷，利息一定比大唐官家规定高出若干，不然也不会惹发众怒而唾骂不绝。

时至今日，民间借贷越发活跃，规则完备。只要守规矩，闲钱变活钱，既解人燃眉之急，又可增加合法收入，一举两得，乃为益事。然而，总有聪明绝顶之人，悟出了发财的“门道儿”，把民间借贷当做敛财的“隐身衣”，大变起“戏法儿”来。与古人不同的是，桓子之流明目张胆，今日官员“暗箱操作”，“障眼法”玩得极娴熟。

近日从中央权威媒体看到通报，云南副厅级官员早某“通过民间借贷活动获取大额回报，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活动”，被“双开”；湖南邵阳金姓官吏“以贷款收息为名收受他人钱财”，另一朱姓官吏“违规向私营业主放贷收息，累计获利1343万余元”；湖南沅江市官吏陈某“多次向当地承包商借用大额资金，有借无还”。诸如此类，似乎都具有以下鲜明特点：以借为名，行“收”之实；以高利息放贷为名，行谋私利之实；身披借贷外衣，掩饰纳贿丑行。再看向谁借？借给谁？无非是服务管理对象。于是，权与钱纠缠纷挠，犹如乱麻一团，扯不清，理还乱，可双方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一笔笔“特殊交易”。比起大肆张扬放高利贷的桓子来，因见不得天日，似乎显得更肮脏更下流，社会危害性更重，直接破坏经济秩序。

按理说，只要放贷，必然离不开本金。似鄙人者，腰包只有“仨瓜俩枣”，即便倾囊而出，利息再高，恐怕也收不了几枚大钱儿。可人家“累计获利1343万余元”，那本金该有多少？区区一基层小吏，本金从何而来？难免让人生“小人之疑”。怕不是这厢“借”，那厢“贷”，如同借一只母鸡，尔后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无本而生万利吧？若此，妙极矣！

戏法再妙，也会掉底露馅儿，被通报的诸君就在那摆着。突然想起李耳之言，“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祸莫大于不知足”。玩“障眼法”再妙，岂能瞒过“火眼金睛”？结果，“辱”“祸”必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