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宣部新命名111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开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含会址）作为唯一单列为“扩容类”的示范基地。馆内一处场景，以“星火初燃”为主题，再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伟大创举。该场景以一尊陈独秀、李大钊并肩战斗的雕塑为核心，辅以两侧建筑为背景，一侧为上海老渔阳里，另一侧为北大亢慕义斋。

“南陈北李”初次谋面并非在上海树德里，而在北大红楼。这座新文化运动大本营与五四运动策源地，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底层，文科学长陈独秀在二楼。陈独秀把《新青年》从老渔阳里2号迁入红楼，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设“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原文的音译）；图书室的李大钊则把担任责任编辑的《新青年》第６卷第５期设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乃国人阐释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由此确立。

1920年2月12日，阴历“小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乔装逃离北洋政府高压之下的京城，三天骡车风雪颠簸，留下“相约建党”百年佳话。这却并非“南陈北李”之初识。

1914年陈独秀最后一次留日，进入雅典娜法语学校研习法语，并与章士钊联手创办《甲寅》杂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该刊秉持“欲下论断，先事考求”的精神，“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此旨趣与早稻田大学学生李大钊主张的“以政术学理相规绳……作真理正义的建言”（《中华》，第1卷第11号，1914年11月1日）不谋而合。以“李守常”署名，李大钊把习作《风俗》寄给章士钊，并附信一封。章士钊阅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约谈李大钊。两人14年交谊便“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章士钊语）。

《风俗》发表在1914年8月10日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3号。李大钊高歌群体之力量，以亡国与亡群之辩证指明：“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此际，陈独秀亦提出亡国与爱国之辩证：“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爱国心与自觉心区别在于，前者“情之属也”，后者“智之属也”。国家须“为国人（共）谋幸福”，否则“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如此国家即袁世凯政权下的中国，国人侈谈爱国而缺失自觉，“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文章虽“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作者虽“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却引发留日学子哗然。章士钊回应道：“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陈独秀深陷众矢之的。

以《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李大钊“欲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稍进一解”，视陈独秀为对祖国“深思挚爱之士”：“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李大钊拿“改进立国之精神”释义自觉，呼唤“吾民今日之责”，即“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具体而言，“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章士钊在按语中赞其“以闵世之挚情，发为救国之谠论，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此乃“南陈北李”神交之始。

最终让国人猛然醒悟的，并非“南陈北李”切中时弊的政论，而是袁世凯1915年5月9日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乘此爱国东风，章士钊盛誉陈独秀为最早鸣叫天亮的“晨鸡”，嘉许李大钊“才不如识，识不如德”。1915年5月，《甲寅》移师国内，陈独秀与李大钊亦相继中断学业归国，分别在沪京双城创刊《新青年》与《晨钟报》。

由一群年龄均值为28岁的新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语），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树德里3号“高撞自由之钟”（李大钊语），中华这头百年来沉睡的雄狮终得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