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国人动辄下跪，跟外国人见中国皇帝也不下跪，形成对比。为中西外交礼仪坚守跪拜礼，清朝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八十年。跪与不跪，终以同治亲政，与外国使节鞠躬握手画上句号。

跪与不跪问题的提出，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是年，英国人马戛尔尼，代表英国女王殿下，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岁生日为名，试图与清朝建立贸易关系。当时，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机器生产替代了手工劳动，原材料进口与工业品外销，急需向海外市场扩张。

处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状态下的中国，自然成为英国人工业品销售市场首选。问题出在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认知不同。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也就是说大清之外皆藩属。你来，就是朝贡，一切皆属恩赐。笃信条约体系的马戛尔尼，遭遇无法破解难题。

若依“藩属”例，觐见大清皇帝，属于臣面君，施“跪拜”礼，本不为过；度以条约体系，国与国交往，须在礼仪、文化以及经济利益等方面，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双方见面行鞠躬握手礼即可。就这样，看似简单的外交礼仪，被跪与不跪，在大清与马戛尔尼之间，横亘下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且，这条鸿沟并没因王朝易主而有所改变。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委任阿美士德勋爵为对华特使，前往中国寻求通商。希望能通过王朝易主有所突破。可惜的是，中英双方努力，再次因英使阿美士德，拒绝对嘉庆帝行跪拜礼止步。

清廷对跪拜礼仪近乎苛刻的坚持，源于政权来源的合法性。一旦这种神秘光环失去，就意味着神性的破灭。这一点，可从咸丰帝对《北京条约》态度，得以验证。咸丰对修约赔偿英法美俄一千六百万两白银，以及割让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给俄国均无动于衷，唯对“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一款气急败坏，称“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为实现不让“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避免“跪与不跪”问题的发生，咸丰不惜拿国家财税与列强做交易，“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申诉冤抑，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

咸丰用财税换平安，自认“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自然被奕、桂良、何桂清以种种理由堂皇制止，但其色厉内荏心迹昭然若揭。1861年，五岁的载淳继位，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迫在眉睫的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递交国书，跪与不跪问题，终因皇帝年幼，太后不便为理由得以暂时搁置。

僵局终因同治帝大婚被打破。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同治皇帝隆重举行大婚典礼。按国际惯例，外国使节是要作为嘉宾，被邀参加皇帝大婚典礼的。然而，各国公使收到的却是官府通告，在此“良辰之日”，除保证自己不随意上街，还要约束好本国在京国民不能随意走出家门。

这一次，一脸懵懂的外国使节，终于摸到了清政府的命门。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年满十八岁的同治皇帝宣布亲政。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遂于次日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履行《北京条约》，外国公使觐见大清皇帝，递交国书。清廷再无退路，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现实。

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八十年“跪与不跪”的坚持，终以鞠躬握手结束。清穆宗《起居录》，记有同治会见英、法、俄、美、德公使这一历史时刻，“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极简文字背后，透出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正如有形的跪，被黜于民国之初；无形的跪，仍残存国人内心。在只有精神站立，才有民族站立的今天，跪与不跪，不应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