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国有嘉禾，名字叫水稻。

一花一世界。水稻的花语，叫做喂饱世界。然而，不稼不穑的我们，在享用饭食时，可曾想过每粒稻米背后所蕴含的人生态度？

古城下伊有个“保稻节”，洋溢着浓浓的农耕情怀，是八婺先民敬天畏地、天道酬勤的缩影。

二

下伊是“中国传统村落”，其属地可上溯至春秋时期的姑蔑国。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汤溪“割四县边隅之地为邑”，把龙游县下伊村划归名下。明清以降，下伊村的行政隶属关系几经变更，但源于姑蔑的民俗民风却薪火相传。

下伊“保稻节”兴于何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据民国《汤溪县志》记载：“六月初一，或五月廿五日，农民以牲祈祷于五谷之神，谓之保稻。”而民国《龙游县志》则说：“二十五日，祀田神，谓是日为五谷神生日也。北乡则以六月朔日行之。”

龙游“北乡”，包括当下的石佛、塔石、横山、模环等地，与金华城西汤溪镇同属瀫水流域，彼此山地连绵，水脉相通，其生产方式、日常物产，乃至方言、宗教、文化艺术之传统，皆有相互影响的痕迹。现如今，别地的“保稻节”日渐式微，唯有古城下伊赓续传统，依然故我，并因此列入金华市“非遗”名录。

去年农历六月初一上午，我们驱车赶到下伊村，但见男男女女陆续前来集合。他们肩上扛的，不是犁耙耖，就是锄铲梯，实沉老旧；手中提的，既有畚箕、稻楤，还有谷筢、团匾，竹木制品轻巧灵便。只有两副农具是用肩挑的，一对是箩筐，里塞塑料泡沫，上盖筐口大小的白色硬板纸，纸上撒着薄薄一层黄灿灿的稻谷；另一对是便桶，因为久不“方便”，外壁灰白，暗淡无光。

一个从乡村阡陌、田畴茅舍走出来的人，见着这些寻常物件，仿佛回到年少时光，有一种沙场点兵的熟稔与亲切。

“当，当当——”遐想之间，忽闻锣响。声声锣响声声愿，犹如一只无形之手，催促村民挪动腿脚，自觉前往村西宗祠祭拜“五谷神”。

说来亦怪，吉时一到，天亦作美——雨驻云开雾散尽，原本有说有笑的村民停下脚步，个个凝神静听。

参与祭祀的，都是村里德高望重之辈。他们身穿藏青长衫，一字排开，献上祭品，敬香作揖，虔诚叩首，念念有词……

之后，他们还要卜出吉卦，请动五谷神像，让他亲眼瞧瞧生机勃勃、风情万种的水稻田……时间尚早，我们要不要先去展览室看看？

博物馆是城市文脉所在，看多了难免有“不过尔尔”之感。一个村级展览室有何看头？再说，下伊村仅有1600多人口，《伊氏宗谱》虽有“村祖伊恭为龙游县尉，乐古城山水之胜，土田之沃，遂卜居焉”的记载，村中也不乏思任堂、藩臣堂、恒德堂等七八处明清古建筑，但“城”在哪里？又“古”在何时？

万历《金华府志》亦说：古城“在府城西南四十里，广袤五六里……今属汤溪县界。而汤溪县新志又云：古城脚，在县五里，汤塘山上，阔二丈，高五尺。意古之治所也。”

谁都说家乡好啊。多少年了，下伊人据此力争村西的那段长长的土夯就是“古城墙”，但因为典籍明明标着“相传”两字，人们也就疑惑不决。直至青阳山、山下周、三潭山3座黄土矮墩被陆续考古发掘，才坐实“相传”，扬眉吐气。

“稻之道——下伊保稻文化特展”，是2019年新辟的，展屋面积不大，布展也有些粗糙，处处可见仓促之痕。但那夹炭红衣陶、新石器时代的石镞、石矛、石斧，以及南朝盘口壶、陶水管、瓦当等等遗存，皆出自脚下这片古土，再次佐证金衢盆地的稻作文明，同属“上山文化”圈。

三

饭，特指今日果腹之物，从五谷中来。稻，居五谷之首，早被《礼记·曲礼》称之为“嘉蔬”，是最好的谷料，用于宗庙祭祀。

悠悠万事，肚子为大。腹饥，才知身寒。岂止“身寒”，饥饿好可怕，若是三天腹中无物,高级动物往往堕落与丛林野兽无异，什么“精神”“文化”“道德”等等,再宏大意义也只能是等而次之。

返回家中，已是晚饭时分。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又一次想起热热闹闹的“保稻节”，不由得扪心自问：从种子变成粮食，从田间走上餐桌，一粒大米，要经过多少路，克服多少难，才来到我们面前？

书房翻查，忽见清代画家陈枚的《耕织图》：稻米产收始于“浸种”，至“祭神”收尾，共23道环节。农民之智，农耕之苦，一览无余。

作物栽培历史，就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社会史。300多年前，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一粒大米的出产，在岁月的天光下，至少要历经种子入仓、撒播、鸟灾、成活、虫灾、水灾、“鬼火”烧禾和狂风阴雨8个大大小小的灾难。（《乃粒》）

天若有情天亦老。只要消除或者避免这些灾难，不就能保证穗穗平安、稻谷满仓吗？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种植物的大部分病根，皆源于种子，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吧。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金华乡贤沈希宏也说，最迟在《诗经》时期，我国先民就注意作物的选种育种了。“种之黄茂，实方实苞。”意思是说，要选择大而饱满的优良品种。宋应星将稻种视为灾害首选，不是没有道理的。

“谷雨时节种谷天。”布谷一叫，稻种就得下地。然后是立夏插秧，小暑谷秀，秋分稻齐，寒露割稻，短则八九十天，长则五六个月。

水稻，原本是生生不息的野草，一经驯化，生命力就变得脆弱，最普遍又最难消除的，笃定是水灾和病虫。

水稻姓“水”，水中生水里长。《尔雅·翼》有言：“稻，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坊间还有“一粒米七担水”之俗语。五谷当中，喜水之性，无出其右。

秧插下了，水，便成了农人的头等大事。隔三岔五，他们总往田塍上跑。雨天，担心雨水冲垮稻田；晴天，担心秧水被晒干。但最让人焦虑的，还是夏天久旱无雨的日子。

抗旱是件吃力活。但为活命，即便杯水车薪，农人也会竭尽所能。让人无助的，往往是虫灾与病害。

“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虫害发生时间不一，伤害程度也各不相同，人虫争食，与生俱来。

软脚病、铁锈病、稻瘟病不意发生，若不及时剔除，整丘整畈都会稻颗粒无收。特别是台风季节，狂风暴雨夹杂着冰雹来袭，往往造成稻秆成片成片倒伏，病菌亦趁机繁衍，一不小心但会患上“镰刀病”——黄亮饱满的谷粒一夜之间变得干瘪虚白……

常常是，农人顾不得风停雨止，即刻披蓑戴笠，抢时间给稻田开沟排水，再用一片片竹箅加固稻秆。

稻谷充满灵气，也懂得知恩图报——给一汪水就绿，给一块地就蓝，给一茬肥就壮，给一段时间就黄。然而，当科技水平低下，无力抗拒虫灾和病害时，人们只能供奉祭品，祈求天佑神护。

四

年少时光，老家种的是单季稻——弯着腰，一插十数根，一亩肥沃的水田顶多产谷300公斤。

杂交稻，一年种两熟。人站田塍，手端秧苗，一抛两三根，然后它就飞快地生长。开镰收割，篰头粗得像小孩手臂，握都握不住。脱粒过秤，随随便便就是八九百斤，有的甚至超千斤。两熟相加，亩产一千公斤已不算稀奇。

种稻，变“弯腰”为“直立”，省力高产，是袁隆平团队的杰作。“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黍离》）禾下乘凉，是“共和国功勋人物”袁隆平院士的“中国梦”——水稻长得比人高，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袁隆平最像农民，瘦小的身材，黝黑的肌肤，喜欢背着手，在田间走来走去。他与金华颇有渊源，甚至有些偏爱——武义尚有他的试验田，浦江获赠“万年上山，世界稻源”的亲笔题词，乡贤沈希宏博士还是他的得意门生……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时代在变，人与粮食的关系却没有变。而今，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一再强调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人手里，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何尝不是新时代的“保稻”号令呢？

祭拜，是天地间进行的庄严仪式。如果说，稷是天上的“五谷神”，那么，袁隆平不就是人间之“水稻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