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业是汉时蜀地名士。要说他，必须先说公孙述。公孙述，字子阳，王莽末年割据益州，公元25年刘秀称帝的同时，他也于四月在成都称帝，年号“龙兴”。七年后他闻听李业的贤名，欲征召李业到朝中当博士。“业固称疾不起”。公孙述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又派大鸿胪尹融持诏书再次去找李业，直接摊牌：如果应召“则受公侯之位”，否则“赐以毒酒”。在高官和毒酒之间，李业竟选择了毒酒，“遂饮毒而死”(《资治通鉴》卷43)。

李业何以有如此决绝的态度，一是他原本就有不出仕的理念。王莽当政时，念其贤名，任他为酒官，就被他拒绝。二是他鄙视公孙述。认为公孙述根本不是做皇帝的料。其一，任人唯亲，没有格局。公孙称帝后，任命的大司徒是拍他马屁、鼓动其称帝的蜀郡功曹李熊，大司马和大司空则是其弟弟公孙光和公孙恢。此刻百废待兴，万事待理，但他却急吼吼地要封儿子为王，“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应先安抚兵士为上。但“述不听”，还是封了两个儿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由此大臣皆怨”(《后汉书.公孙述传》)，埋下了众叛亲离的伏笔。其二，目光短浅，妄自尊大。后来成为东汉名将的马援，与公孙述是光屁股一块长大的发小。一次马援去成都见老友，他以为见面后“当握手欢如平生”，哪知公孙述弄的却是皇帝见宾客的大阵仗，马援对之嗤之以鼻，说：“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妄自尊大。”其三，残暴之极，滥杀无辜。公孙述还曾派使节征召士子王皓出来做官，王皓不从被迫自杀。公孙闻后大怒，将王皓一家全部诛杀。公元36年，东汉大军征讨成都，连斩公孙数将，军队溃败。“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公孙述便将这些叛将全家诛灭。其四，见识低下，不识时势。刘秀登基没几年，便已显示出了生机勃勃、所向披靡的气势。光武帝曾写信告诫公孙述：“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劝他顺应历史潮流，但公孙述沉浸在“皇帝梦”中不能自拔，一意孤行，在城外与汉军的作战中，被部下所刺落马，抬入城中连气带恨当夜身亡，其妻儿和家族也被汉军吴汉部所杀，结局很惨。

公孙述这副德行，世事洞明、颇为清高的名士李业，自然看不起他，故也就拒做他的官了。

李业此举，超凡脱俗，冰清玉洁，即便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读之，仍给人石破天惊的震撼和心悦诚服的敬佩。何哉？因为他彻底跳出了世俗的羁绊：其一，抛弃了官本位。殊不知官本位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历朝历代从庙堂至乡野，信奉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然而他却视之如粪土，宁愿死也不去做卑鄙、邪恶者的官。其二，绝不借官发财。自古以来“升官”与“发财”紧密相连，正像尹融劝李业“出山”时所言：你只要出来做官，“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显然是“一人做官，全家幸福”。其三，信念至上。在机会、高官和名利面前，他没有那种浅薄和庸俗的兴奋，也没有饥不择食般的无聊和无耻，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乱世中无疑要选个“明主”，而像公孙述这样低劣、庸俗、愚昧、残暴的人，断不能与之同流合污，明珠暗投，真是一位具有高风亮节的丈夫和君子。所谓“另类”，正指此也。由此想到了隋唐之际的苏威，为了做官，把人格、气节都丢了，乱世魔王王世充称帝后，苏威也做了他的太师，真是不要脸！

最后套改一首名诗结束本文：“高官诚可贵，钱财价更高。若为信念故，二者皆可抛。”献给先贤李业。